本网讯（通讯员：谭杰丹）2019年5月26日下午2:00-5:40，2019数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前沿论坛平行分论坛（三）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521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分论坛分为面板数据模型的前沿及其对企业绩效、贫困和收入问题的应用和社会关系网络、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由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李红军老师主持，第二部分由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彭斌老师主持。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五位老师同学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涂正革老师，涂老师汇报的论文题目是《排污费标准改革能否提升上市工业企业绩效？》。文章基于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环境治理市场化手段逐步涌现，由此形成经济手段、市场化机制与命令-控制机制并存的环境政策格局的时代背景，试图讨论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的问题。文章通过提出两个假设来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假设一：环境规制通过成本增加、投资挤出、创新补偿等三个渠道影响企业绩效；假设二：不同税负规模企业、不同政府层级监管的企业所受环境规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对中间层级政府监管的国有企业影响最大，并且对高税负企业具有“包庇效应”。实证分析的数据选取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工业企业作为初始样本，样本期间为2004-2014年。企业财务数据、公司员工规模数据以及企业所在行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企业研发支出和所在省份特征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通过采用倍差法检验企业是否实现二氧化硫减排效果，接着在此基础上加入企业维度的分析，运用三重差分方法考察排污费标准调整在企业层面的影响，最后从内生执法和征收标准偏低两个角度去剖析经济手段治污所面临的挑战。，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而言，排污费标准提高并未实现预期减排效果。但对于已经实施排污费提高措施的地区，随着环境执法强度的增加，排污收费标准提高对地区二氧化硫减排效果明显。从侧面证明本次排污费改革在减排和治理污染方面的部分有效性；（2）在企业层面，地区排污收费标准提高降低了企业绩效，并且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效果；（3）由于排污费的征收本身在执法和监督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排污费标准提高对不同企业绩效的影响出现了异质性。特别的，通过本次研究发现排污收费标准提高对中间层级政府和底层政府监督的那一部分企业影响更大，并且对高税负企业存在一定的税收庇护作用；（4）排污费改革措施整体上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成本增加和投资挤出两种效应，而环境规制下创新补偿并未被发现。

报告完毕后，在场的老师同学提出了疑问：（1）是否应当考虑政策的外生性问题？政策会具有自身的一个预期效应的影响；（2）衡量创新所采用的专利指标是所有技术类别的专利还是专指环保技术的专利？有没有进行具体的区分？汇报的同学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并表示会在汇报后对文章进行认真的修改。

第二位论文汇报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陈永伟老师，他汇报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估计与贫困动态》。文章提出的背景是针对当前我国在反贫困工作中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根据目前中国贫困标准设置方法确定的贫困标准存疑，试图采用模糊识别与非参数结构变化的方法重新确定我国的贫困标准。文章选择CFPS 2010、2012以及2014年的调查数据作为样本,以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样本为具体研究对象，利用非参数结构变化的方法，检验贫困的社会隶属程度序列是否包含结构变化，估计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研究发现：（1）文章从贫困的模糊属性出发，使用模糊理论与非参数检验方法估计农村贫困标准，估计结果与现行国家标准（2009、2011年）具有相互印证性，说明文章所采用方法具有科学并且可行性。估计的2013年标准要高于两行国家贫困标准，建议可适时调整贫困标准的设定，更好的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2）建议以贫困线标准的1.8倍左右设定贫困警戒线，这样便于监测在贫困线标准之上但却易于陷入贫困的低收入群体。（3）我国扶贫在艰难中取得显著成效，但贫困居民以及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趋势偏慢。针对低收入居民群体，建立起平稳有序的收入增长及保障机制对于农村反贫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汇报完毕后，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涂正革老师对文章所采用的模糊识别提出质疑，他认为根据汇报人采取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出现了贫困发生率逐年增加的悖论，这与现实不符。汇报人表示实证结果的不理想可能源于数据的计算依据和国家统计局不同，计算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并表示会充分考虑建议，完善更正汇报内容。

第三位报告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邹建文带来的《高阶收入风险、健康风险与预防性储蓄——来自中国的证据》，汇报指出中国的“高储蓄率之谜”一直是关注的热点，在国际贸易战频繁、国内资本积累已经过度的背景下，促进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而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和高储蓄率的原因，常见的解释有计划生育和人口结构变迁、性别比与婚姻市场、收入不平等、劳动参与等，部分文献从预防性储蓄的角度进行解释，发现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的存在，还有学者发现健康感受差构成的健康风险也降低了家庭的消费。此外，高阶收入风险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发现收入冲击显著偏离对数正态过程，具有很强的负向偏度和非常高的峰度。本文通过选取CFPS2010年、2012年、2014、2016年四期的面板数据和CHFS2011年、2013年、2015年三期的面板数据，重新调整了家庭收入，证明了中国居民面临着高阶收入风险；基于一个经验的计量模型，更一般性地刻画了中国居民的收入动态；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结构估计，研究了高阶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对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发现在考虑高阶收入风险的情况下，居民资本会降低6.2%。

汇报完毕后，在场的老师学生提出疑问，在刻画居民健康水平时，汇报者采用的0-1划分标准过于简单，建议五等分健康程度，从而提高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汇报者表示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在后续的实证中，五等分划分法会使实证的难度过高，甚至难以操作，因此采用0-1二分法。汇报者表示报告中只给出了数据研究的结论，文章还在进一步完善中。

下半场第一位报告者是来自中山大学的周先波老师，他汇报的题目是《Interaction effect of nonlinear models and itsapplication to the effects of Guanxi and Interneton the Household Stock-market Participation》。周老师首先指出，连续因变量的线性模型和受限的离散因变量的非线性模型相比，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是不同的，进一步展示了在二元选择模型和Tobit模型中的边际效应和交互效应，还列出了基于渐近方差的交互效应的检验统计量。考虑到自变量内生的情形，文章提出了两阶段估计以及相应检验统计量。在实证研究部分，文章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进行了分析。现有研究表明，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使用都可以通过更便宜的信息共享来降低家庭参与成本，并提高股票投资的参与率，据此推测互联网可以影响社交网络进而影响股市参与，但是这种交互效应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根据这个疑问，文章提出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利用CHFS数据库中7767个家庭的样本信息，构建含有内生变量的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结果发现：（1）互联网使用和关系网络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具有积极和显著的边际效应；（2）关系网络和互联网在影响家庭股市参与方面存在互补的交互效应；（3）根据互联网的使用水平，交互效果可能不同而且微不足道，但总是积极的。实证结果表明关系网络的内生性是有力的；（4）互联网的使用补充了家庭股票市场参与中的面对面社交网络。汇报完毕后，与会者就关系网络的定义、数据样本的选取、衡量家庭社交程度是用社交费用的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第二位报告者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李红军老师，汇报的题目是《A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Weighted LeastSquares Estimation》。文章指出，计量经济学中异方差是一个经常被考虑的问题，因为现实的经济数据大部分都具有异方差性的特征，而异方差会导致估计效率的损失和不正确的统计推断。解决异方差的问题通常有加权最小二乘法（WLS）、用调整的协方差估计量进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于传统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需要协方差的真实函数形式已知，错误的设定会导致估计无效率和异方差的检验失效；非参数估计又面临着在有限样本下的结果表现较差、结果对窗宽的选择敏感的问题。为解决上述传统方法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估计条件方差的算法：支持向量回归（SVR）。其核心思想为两步：第一步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估计出条件异方差，第二步将估计出的方差带入到WLS的表达式中得到估计量。理论结果表明这一方法具有一致性和渐近正态性，仿真结果表明，与现有方法相比，用SVR算法更加有效。李红军老师进一步指出，这一新算法可以推广到其他机器学习工具中，在非线性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其他方面也可以有很好的扩展。汇报结束，与会老师和同学就机器学习方法里面的具体细节同李红军老师进行了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