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项君怡）5月20日下午，经济学院2018年第二十二次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开放与发展研究论坛——开放与发展研讨（八）在经济学院106教室举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王备汇报了其工作论文《贸易自由化、关税传递弹性与城市居民消费福利不平等》。

王备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和动机。贸易政策的福利影响研究深入到微观个体层面，全球化或自由贸易不平等问题引发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王备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贸易自由进程加速推进，而进口产品关税，特别是消费品进口关税税率大幅降低，不同区域城市及其内部加护部门之间发展存在不平等。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人民美好生活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从消费侧的角度来看，国内有效供给能力与人民消费需求的不适应。国内居民赴境外旅游消费逐年增长，导致消费外流。因此，文章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福利有何影响？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城市及内部家户-部门间的消费福利影响有何差异？城市异质性与消费异质性是否通过影响关税传递弹性，导致了贸易自由化消费效应在城市间及其内部分布的不平等？

王备介绍，文章利用1992-2009年中国城市居民加护调查（UHS）数据、WTTS数据以及USITC世界价格数据估算了贸易自由化对微观家户层面消费福利的影响。揭示了贸易自由化消费效应在城市间及其内部家户间的分布不平等。进一步，从关税传递弹性的视角，对城市居民消费福利分配不平等内在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首先，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使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消费福利上升20.7%。其中，可贸易品与非可贸易品的平均消费效应分别为16.3%和4.47%，贸易自由化的消费福利有近78.7%来自于生活必需品与耐用品。其次，贸易自由化的消费福利效应，在不同区域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户间都存在着分布差异。平均而言，中西部地区以及中小城市家庭的消费效应（21.4%和22%）要高于东部地区及大城市（20%和18%）。而在城市内部，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效应（24.5%）也要远高于高收入家庭（6.5%）。进一步，在城市内部，这种消费福利分配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城市家庭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与不同类型产品间关税传递弹性差异导致。城市间的消费福利不平等，则来自于城市间产业结构异质性与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异质性。贸易自由化的消费效应分布，无论是在城市间还是城市内部，都具有明显的“亲贫困”特征。贸易自由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调节区域与家户间福利差异的功能内涵。

最后，王备指出，本文还蕴含一定的政策含义，某种程度上，地区产业结构与消费偏好异质性导致了城市间消费福利分配不平等从政策层面来看，进一步的推行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战略，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进一步降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进口关税。

经济学院教师王红利用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差异提出在实际生活中，即使关税变动再大，低收入家庭也不会选择某些昂贵的消费品。王备表示，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考虑的所有消费品的情况，但是如果之后有相关数据则会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