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袁峥嵘）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会议平行论坛（二）上午场于2021年12月29日在经济学院405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承办，邀请了许多期刊编辑部老师和武汉高校经济学者，以期促进专家学者之间的共同交流进步。本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本科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教师前来参与。因疫情原因，会议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形式，校外嘉宾和师生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参与会议。

本次论坛主持人《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倪红福老师，共邀请了三位来自武汉各大高校的青年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分享，分别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卢盛峰老师、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谌仁俊老师、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杜立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卢盛峰老师，他参与会议的论文题目为《近水楼台不行善？政府距离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卢盛峰老师指出，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一系列政策文件也一直强调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对于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及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社会责任履行方式背后的行为动机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企业与政府地理邻近，会降低双方交易成本，实现更充分的信息共享。具体来看，更近的地理距离有利于企业更直接、低成本地向地方政府展现“社会责任姿态”，从而降低对慈善捐赠途径的依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获取企业真实经营管理信息的成本也更低，这不仅便利了监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与政府进行政策资源交换的“价格”。因此，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其次，卢盛峰老师对文中识别难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介绍了这篇文章的边际贡献。整个论文基于中国地方政府驻地迁移改革来识别“企业-政府”地理距离的外生变动，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与政府地理距离变近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决策的因果效应。这篇文章从地理经济学视角切入，厘清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式决策的背后动因，同时也评估了中国政府驻地迁移这一项公共政策的微观效应。

最后，卢盛峰老师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企业与政府地理距离变近后，企业会显著减少慈善捐赠规模；第二，“企业-政府”地理距离变动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存在非对称效应：距离变近显著减少了慈善捐赠行为，但是距离变远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与地方政府地理临近改变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下降，但是参与了更多精准扶贫等其他社会责任，最终并未降低整体第三次分配参与程度。

汇报完毕后，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杜立老师对卢盛峰老师的文章进行了点评并提出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倪红福老师也对该论文发表了一些建议和看法。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谌仁俊老师，他的汇报题目是《委托代理官员社会关系下的地方环境治理——以上市企业环保行为为例》。谌仁俊老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突出。微观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是绝大多数污染物的直接生产者和主要排放者。现如今企业缺乏足够的环境治理动机，市场调节机制失效，必须依靠政府的环境规制，而政府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又离不开官员与官僚系统。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上下级官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地方环境治理中会发挥何种作用？针对以上问题，谌仁俊老师基于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文章认为在环保绩效考核背景下，地方节能减排效果已成为影响省级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具备上下级官员社会关系的地区，一方面会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企业施加更大力度的排污收费与环保补贴，另一方面会倒逼企业强化外源融资，以增加环保投资。

文章搜集并构建2011-2019年28个省份省长、省委书记与生态环境厅厅长的社会关系数据，分析非正式制度对上市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以下结论。第一，基于上下级官员社会关系的非正式制度能显著促进辖区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且主要发生在省长与生态环境厅厅长存在社会关系、省级官员与生态环境厅厅长存在同乡或同校关系时。第二，该环境治理效应在拥有高学历、晋升激励较强的官员地区尤为明显，对重污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及监管距离较近的企业也有着更大的作用。最后，文章根据相关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认识地方环境治理中基于上下级官员社会关系的非正式制度提供了实证证据。

汇报结束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卢盛峰老师对谌仁俊老师的文章进行了点评并提出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倪红福老师也对该论文发表了相关的建议。

会议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的杜立老师，他的汇报题目是《产能利用率对制造业企业影子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数据的经验证据》。制造业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筹、银行贷款、股票、债权融资等方式，中国银行系统为制造业提供的信贷逐年下降，无法满足整个行业的融资需求。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了重要渠道。文章利用手工搜集整理的中国上市企业委托贷款这一独特数据，将“金融发展”和“企业行为”相结合实证考察了行业产能利用率对制造业企业影子银行行为的影响。

由于结论存在开放性，文中提出相反的竞争性假设：假设H1a认为行业产能利用率越高，行业内企业的委托贷款行为越活跃，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越大，发放委托贷款的规模越高。假设H1b则是行业产能利用率越低，行业内企业的委托贷款行为越活跃，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越大，发放委托贷款的规模越高。文章在相关基准回归等实证检验后，又进行了相关的扩展性研究。

研究结论显示：①行业产能利用率越高，制造业上市企业委托贷款行为越活跃；②行业产能利用率越高，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和规模越大；③企业倾向于向同行业企业提供委托贷款。在机制检验结果中，研究发现在产能利用率较高的行业内，一方面，拥有融资优势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会通过委托贷款机制向同行业其他企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制造业上市企业更倾向于向股权关联企业提供委托贷款，以实现资本再配置。通过对借贷条款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向同行业尤其是股权关联企业发放的委托贷款表现出实际借贷利率相对更低、借贷期限相对更长的特点，对借款企业具有支持作用。

论文汇报完毕后，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谌仁俊老师进行了详细点评并提出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倪红福老师也对该论文发表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