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林苹赵雪梅）2021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武汉”平行论坛（二）下午场于12月29日14：00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会议室405举行，一共有五位宣讲人就其最新的工作论文作了精彩汇报。他们分别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的杨国超老师，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罗知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黄赛男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刘庆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鄢伟波老师。上半场的主持嘉宾是《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主任王燕梅主任，下半场的主持嘉宾是《管理世界》编辑部张世国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的杨国超老师，他参与汇报的论文题目是《弱关联信息可以实现强风控效果吗？——来自现金贷的证据》。

首先杨老师为大家介绍了相关的研究背景。在我国，信贷市场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益于金融科技与互联网技术，现金贷平台可以凭借用户使用手机留下的多种弱关联信息构建大数据风控体系，这满足了大量缺乏征信信息客户的信贷需求，推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然而随着现金贷平台爆发式扩张，平台间开始出现掠夺性放贷的恶性竞争。现金贷平台的潜在风险不断积累，高利率风险和暴力催收现象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现金贷平台基于用户使用手机留下的弱关联信息可以直接实现强风控效果吗？杨老师利用某线上超短期小额互联网现金贷APP的用户借款数据，采用Logit模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借款人的手机使用情况和手机通话记录等弱关联信息对于借款人的还款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但这并不足以覆盖借款人高逾期违约率所带来的资金成本损失。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现金贷平台是通过“电话轰炸”等软暴力催收方式降低借款人实际违约率来实现盈利的，而不是单纯依靠“弱关联信息”。本文还发现由于借款人对社会网络关系的在意程度不同，不同借款人受“电话轰炸”软暴力催收后的影响也不同，特别是对女性、使用IOS手机系统或手机关机次数少的借款人，“电话轰炸”方式在基于弱关联信息的风控体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该文章为监管层大力清理整顿现金贷平台的必要性提供了微观证据；其次，该文章丰富了基于用户“软信息”评估用户信用违约风险方面的文献；第三，该文章的研究数据对研究基于借款人弱关联信息的现金贷平台风控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刘庆老师对该文章做出点评。他认为该文章研究很有意义，对于国家监管现金贷平台提出了参考意见。存在的问题是借助平台借款的样本存在样本选择问题，因为借款的一般都是风险偏好的人，极容易违约的人，如果用此数据进行分析，这个结论能否适用于整个社会？

杨国超老师对此进行了回答：适用性确实存在问题，但现在的现金贷的文章都在证明信息有作用，本文的意义在于我们认为它是通过暴力催款的方式起作用，而弱关联信息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与前人的研究有很大不同。

第二位报告人的是来自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罗知老师，她参与汇报的论文题目为《疫情冲击对制造业产业链的影响》。

罗知老师指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武汉又是中国重要的汽车工业产业基地，因此国家也很关注疫情是否会对武汉汽车产业甚至全国汽车产业链的稳定造成影响。尽管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但样本量太少，且不涵盖中小微企业，因此无法从企业层面切入研究新冠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但考虑到2003年爆发的非典与新冠疫情具有共通之处，因此罗老师通过分析非典对产业链的影响来为当下疫情阶段的产业政策提供指导意见。罗老师文章研究的是疫情中心省份的支柱行业产值下降对非疫情中心省份行业的冲击，以及其冲击的内在机制和该冲击的异质性。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罗老师论述了疫情对产业链产生冲击的理论机制。她认为疫情对上游行业，具有双向冲击：一方面，行业产值迅速降低，导致市场降低对上游行业的需求，形成负向需求冲击；另一方面，疫情发生后会导致各行业囤货增加，产生一种正向效应。针对下游行业，则仅有负面冲击存在，因为中心省份的支柱行业产值下降，导致其提供给下游行业进行生产的中间产品不足，下游行业生产受阻。在研究设计方面，罗老师利用1998-2003年广东和北京两地的分行业产值占比，分别识别出两地最重要的5个支柱产业，并进行整合，最终有7个支柱行业被确定。然后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每个行业与这7个行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最终得到每个行业与疫情中心地区支柱行业相关联的整体前后向联系。最后通过实证研究，罗老师考察了疫情冲击如何随产业链传播。结果发现：疫情中心省份支柱行业产值下降通过后向联系对非疫情中心省份的上游行业有显著的正冲击，通过前向联系对非疫情中心省份的下游行业有显著的负冲击。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冲击在疫情严重的地区都更为明显，在疫情不严重地区较轻微。从具体行业来看，在受疫情影响较轻微的地区，疫情冲击对轻工业和原材料行业的影响不明显，同时，无论疫情是否严重，疫情冲击对工业制成品行业的前后向影响都是显著的。对于广东省（以外贸为主的地区），轻工业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上游囤货环节，而对于北京周边地区（以内贸为主的地区），轻工业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下游的供给环节中。

随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鄢伟波老师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该文章的方法规范，但目前的疑问是当时非典其实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当时经济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因此这篇文章在解释结果的时候，很可能存在高估或者低估的情况。

罗知老师对此进行了回答：如果非典时期的产业链波动是经济周期导致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囤货应该出现在轻工业而非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经济周期的影响。同时这篇文章研究得出的结论和现在新冠疫情阶段市场上原材料普遍上涨的现实也是很相符的。

第三个报告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黄赛男老师，他的汇报题目是《Extreme capital outflows and current-account reversals: the role of trade openness》。

首先，黄老师从经常账户失衡的现状以及改善经常账户的必要性、重要性出发，引出了其研究内容。具体来说，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改善经常账户有利于实现全球均衡；对于欧元区的国家而言，它们无法用货币政策稀释债务，经常账户的调整至关重要。另外，极端国际资本流出可能导致融资约束和利率骤变，因此经常账户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随后，黄老师介绍了文章的模型，他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体模型，引入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以考量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同时在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分析中引入汇率因素。对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两期模型进行表述后，通过效用最大化的约束条件：1）贸易品消费和非贸易品消费加净头寸等于在国家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总产值加上一期国家净头寸带来的盈利，2）国家借款上限取决于国家在贸易部门的产值，联立表述出关键因素（可以借钱时）对经常账户的影响。通过市场出清、预算约束、融资约束条件进行均衡求解。另外，模型进一步考虑无法借钱时的影响，融资约束发生变化，并再次求解均衡。考虑开放度的影响时，先以贸易品的消费除以总消费价值表示开放度，再次求出均衡价格，公式变换后，可以发现贸易开放度、汇率与经常账户改善之间的关系：汇率贬值会带来经常账户的改善，且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一定的汇率贬值可以带来更大的经常账户改善。此外，文章通过事件识别的方法，解决了实证中内生性的问题。最后，得到了以下重要结论：1）在极端资本外流时期，对贸易更开放的国家，汇率贬值带来的经常账户的改善幅度更大；2）在本国资本大幅流出期间，这种影响相当显著，而在外国资本急剧流出期间，这种影响相对较弱；3）在经常项目调整过程中，资本急剧流出的幅度与资本来源有关。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鄢伟波老师，汇报题目为《Why developing countries do not extend the pension system through payroll taxes? Evidence from China》。

文章从一些问题切入展开讨论：为什么越富有的国家税收占GDP比例越大？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对收税的反应较大，而对收社保的反应比较小？发展中国家会有怎样的反应规律？鄢老师指出这背后的隐藏逻辑是，如果劳动收入对社保的反应程度越大，内含的最优社保比率就越低。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的工资制度背景，即2006年，国务院规定个人账户规模统一由本人缴纳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从这一事实出发，文章使用UHS 2003年-2009年数据进行研究，建立了DID模型进行检验（事件的的分界点是2006年，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划分依据为是否为正规部门）。基准回归发现：工资税提升3%，收入会降低7.6%，具有非常大的弹性（2.53），所以对应的社保内生费率很小。随后，文章进行了两个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收入转移、税收侵蚀是税收影响劳动收入的主要途径。异质性研究发现，收入大于75%分位的群体、女性群体的反应更小。鄢老师在研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拓展，计算了超额负担比例——收1元税会损失0.3-0.8元的劳动收入，计算得出最优税率为20%，显著低于现有水平。

第五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刘庆老师，题目为《Can pension-reform uncertainty be desirable? The case of China》。

刘庆老师尝试从中国实际的角度探索养老保险改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指出，我国现阶段养老压力大，曾经的一胎政策会导致未来一段时间的抚养比增加，养老金需求逐渐上升，但与此同时，养老金供给是可能下降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将如何进行，能有怎样的效果，都属于未知状态。因此，这篇文章重点关注养老金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家庭的投资收益决策带来的影响，主要关注是否会有有益的影响。文章建立了三期世代交叠模型（OLG）（一个人生存分为三期：青年、中年、老年），包含了内生转移支付和教育投资两个关键因素，然后用中国数据校准模型参数，来探究养老保险改革前后各代人福利的变化。结果显示，养老金政策的不确定性（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对家庭的投资收益决策具有扭曲作用，同时发现了代际转移支付可能弥补缺失的养老保险市场，带来福利的净提升，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在不同期中，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教育投资水平明显提升。

至此，2021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武汉”平行论坛（二）下午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