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慨万分,各位，因为会务组发给我的名单，说实在话，除了樊炜先生之外，其余全部是我教过的。刚才许校长说，当时创建困难，那个困难大家无法想象。1979年前，我本来是在图像识别研究所干了几年。因为79年林老师要招经济数学研究生，所以他跟数学系商量，想通过学校把我从图像识别研究所调回数学系,当时图像识别研究所不同意，后来从数学系调钟春香老师和我对换。钟老师是我武大的师兄，这之后他就在图像识别研究所一直干到退休。。回了数学系以后，林老师当时也不知道经济数学怎么办？所以我也没有教什么书。当时研究生只招了田国强一个人，那一年只有他一个人及格。数学系领导和我们两个讨论，说你们今年不能招了，一个学生两个导师哪有这样的事情，成本太高了。所以那年田国强就没有被招进数学系当研究生，而是留了学校，当助教。到了80年，第二次才招了三个人。

79年回到数学系以后，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后来数学系安排我上全校研究生的概率论和随机过程，上了一个学期。到了80年，颐和园学术会议召集我们去开会，才第一次听到经济学，开了眼界。因为华中工学院是一个工学院，当时图书馆里什么经济方面的书都没有，没有资料，没有论文，没有东西看，什么也不懂。80年到颐和园学术会议才开了眼界。到颐和园去也是不容易的。那一年，会务组只给了学校一个名额，林老师让我跟他一起去，学校不同意，说只能出一个人的差旅费，不能去两个人。后来颐和园学术会议的主办者张守一知道了，他说这样，林老师就作为会议的顾问和翻译，他的经费由社科院出,这样我才能够去。去了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反正那次是大开眼界，知道了这个经济和数学是怎么联系起来。

从颐和园回来以后，林老师说我们两个分个工，他讲计量经济和宏观经济学，其他的都是我的。所以林老师就上两门课，其他课都是我上，但上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资料都没有，当时稍微看到跟经济有点关系的东西就拿来讲。所以第一年真对不起三位研究生，没有讲什么东西。后面才稍微好一点，因为林老师和张老师去了美国，带了一些资料回来，才知道应该讲什么。当时是边学边讲，非常困难，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学都学不赢，又没有人教。那时候我也是四十几岁了，80年我41岁了，才开始学，而且没人教，没有财力，没有资料。说实在话，林老师也没教我什么东西，我真的这样子坦白讲，因为他也是读了这么多年，我们可以原谅，可以理解，而且当时变化那么大，非常困难。当然我也感谢大家，我又看了下名单，真是感慨万千，这么多人,我们大家辛苦地一起奋斗，大家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若干年以后，杨小凯跟我讲了一句话（杨小凯跟宋敏他们去听了我的课），他说李老师我听了你的课，我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学得很轻松。这是杨小凯亲口跟我说的，说明我们当时很辛苦的。

我再讲两件事。一件是我怎么认识林少宫的，这件事我藏了几十年，一直都没说。我原来在武汉职业学院工作，工作了七八年，71年整个学校合并到华中工学院，我就到了华工数学系。我来到华工，在华工的数学教研室，林老师也在，理论上在，为什么呢？当时林老师名气很大，我也知道这个人，但并没见过他。71年来以后，71、72、73年我都没见过他，为什么？那个时候林老师在农场劳动，到72年才从农村回来，回来以后他就带着4、5个数学系老师搞实验设计，和教学根本不相干。我当时在教普通的高等数学，所以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名义上已经三年了，都没见过面。

到1974年，有一天我在数学系的资料室看资料，数学系的办公室跟资料室在一起的，当时数学系的教研室主任陆传务老师跟我讲，听说你对代数很有兴趣，我说是，他说林少宫老师有个代数问题，你去试试看，我说好，你把他地址给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把林老师地址给我，我就到林老师家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跟林老师见面。见到林老师后，他拿出来两张考试纸粘起来的一张大纸，上面是49×49的矩阵，密密麻麻的数字。我说是陆传务老师叫我来找他的，他说好，他在做实验设计，是工厂和研究所的一个问题，需要用到这个，要求逆矩阵，他问了数学系几个老师，老师们说不可能有解的。学数学，精英代数都知道，三阶以上的矩阵谈什么求解，求逆矩阵的不谈，何况49×49的，他找了好几个老师，他们说都没法解。他说知道我也解不了，要求不高，我替他把近似值找出来就够了，他要用。我说好。回去后我七搞八搞，研究来研究去，看分块，矩阵可以分块，用分块矩阵的办法分了几次，不是一次分成的。大概花了一个星期做出来了，然后我交给了他。这么大的东西，经过几次求逆，很复杂。我就跟他说，你别管中间的过程了，就看答案，越是逆矩阵，答案的两个矩阵一乘，乘个是不是个单位矩阵就行了，你看我这对不对？就这样我才认识他的。但从此以后他还是带着队伍在搞研究，我也没有参加，一直还在书院教书。这是第一件事，这件事我一般不说，怕别人说抬高自己了，实际上当时数学系的老师也没人知道，就只陆传务知道。

后来林老师他们搞信访统计，在武汉市办了个训练班，请我去讲课。我去之前陆传务反复说，你不要讲那么深，你把讲稿给我看，去之前我就把讲稿给他看。

另一件事就是宋敏、田国强他们出国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林老师，美国人给他们全额奖学金，这是很不错了，美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当时第一届3个人，宋敏他们这一届6个人全部拿到全额奖学金。林老师就说了这里面的奥妙，这些人去了美国以后，学成了无非两个可能，一是可能留在美国，如果他们留在美国，从小学一直到研究生都是我们培养的，我们出了力出了钱，美国人轻轻松松地就得了这么多的高端人才，何乐而不为？二是有幸回国的，回来以后，他们学的是美国那一套，行为、思维都是美国那套教育出来的，如果让他们去当政府采购，首先考虑的一定是买美国货；如果教书的话，首先用的是美国教材。这是美国的一本万利。83年林老师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当时还不理解，美国人怎么愿意出那么多钱给他们去读书。

我最后讲一个事情，林老师是对学生非常好，但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这一点很多老先生都没法比的。像我们教数学，如果教个高等数学，真的学习到三四十岁差不多了，以后还学什么，那么麻烦的数学。而林老师活到七八十还在学。 说实在话，我们的交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完全就是业务上的交流。一般他找我肯定是有业务的事情，我找他也是这样。他安排我做什么事，我做完就找他，我也不会找他做别的什么事。他找我就是把文章给我看，或者书或者论文，帮他看，看了讲，没有其他的什么。但他学习的精神确实使我们很感动，非常感人。

我就举一个例子，李东毕业那一年，1983年，当时我们国家在香山开座谈会，以经济数学为主题，邀请了我们两个去参加。我跟林老师晚上上的车，我们是睡的卧铺，但是晚上也睡不着。天亮到了北京，我就跟林老师说去报到，林老师说先办正事，大概是张培刚老师请林老师办什么事情，就到社科院去找李京文。差不多8:00我们找到李京文以后，林老师跟李老师谈，什么事情我也记不得了，主要是张老师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就说去报到，因为我实在是有点累。林老师说现在还是上午，晚点去报到，我们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我就跟他一起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他和我一样，看见了书就舍不得走了。北京图书馆的藏书非常丰富，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可以夸张地说，华中工学院的经济学方面的藏书可能只达到了它的千分之一。一直看到下午5:00别人休息了，我们两个才走，中间就喝了点东西，晚饭也没吃。我说我们到时候去报到了，问别人怎么到香山，别人说坐哪路车。结果去到那路车排队，才知道是到郊区的，车很难等，等到天黑了还没来。排队的人听我们两个人讲话，问是不是外地人，我说是，他们又问我们是不是到香山开会，我说是，他们说哪有到香山饭店开会的人在这排队坐公共汽车的，就笑话我们，叫我们打的士去。林老师不同意，说我们还是排队等车，一直等到8点多钟才来一趟车。到了香山站，才发现香山饭店在半山腰，还有很远，香山站其实在乡村。那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肚子又饿，天也黑，但香山饭店在半山腰，没办法，只有跟他爬上去。他身体还蛮好，上了山，还说没事，我已经累瘫了，从早上火车下来一直搞到晚上八九点。我那时候是50多岁，他已经快70岁了，他还这个样子学习。如果不是他，我肯定是天亮到北京站后，先到香山饭店去报到了，结果搞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去报到。当时有个同学问我们怎么去的，说他们都是打的。

我就讲这几件事情，希望没有耽误大家时间，我很高兴见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