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郑冯忆）“新中国经济七十年与发展经济学发展”论坛（二）于2019年9月21日（周六）下午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来自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教授徐长生老师主持，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所长郭熙保、湖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校校长邹德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卢现祥、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魏龙、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副院长宋德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院长龚强、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教授杨继生七位嘉宾进行汇报。本次论坛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本科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教师前来参与。

第一位汇报者是来自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郭熙保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几点思考》。郭熙保教授认为中国独有而国外没有的特征才算真正的中国特征，并根据此原则将中国经济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人均收入较低、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的发展中经济；（二）经济总量规模较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同时受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发展不平衡、发展回旋余地大、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国经济；（三）发展方式与发展动力不同于低收入阶段，发展模式不能仅依靠大规模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来推动，而是必须转变到以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上的中等收入经济；（四）可以通过体制改革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经济；（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国有经济居于支配性地位，党和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对社会和经济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的社会主义经济。郭熙保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必须以上述五大经济特征为基础，否则就会脱离中国实际，构建的发展经济学就不是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同时，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需要根据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依据的六大板块构建框架，即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市场与政府。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部分，几乎涵盖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以新发展理念设计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精髓，又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此外，在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时，我们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有用研究成果，特别理论模型、发展战略和政策主张，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是具有巨大借鉴与启发意义。

第二位汇报者是来自湖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校的邹德文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成就与经验》。首先，邹德文教授将新中国经济70年划分三个阶段：（一）新中国建立后，初步建立了工业化体系阶段（1949-1978）；（二）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走上了的快车道阶段（1978-2012）：（三）进入新时代，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阶段（2012至今）。接着，邹德文教授将70年来新中国经济的十大成就进行总结。第一，从积贫羸弱到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具体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日益彰显。第二，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而言，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市场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形成，价格市场化程度超97%；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令中国已成为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第三，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实现重大飞跃。第四，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即粮食生产跃上新台阶，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发展，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第五，从城乡分割到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至今中国已发展“万亿俱乐部”的城市16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16个，GDP过万亿、人口过千万的“双料”城市11个。第六，从比较优势到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势头强劲。第七，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人口素质显著提升。第八，从恢复生产到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第九，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第十，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如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第三位汇报者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卢现祥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为什么三农问题还是问题？》。围绕发展经济学主题，卢现祥教授针对“三农”提出以下四个问题。问题一，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尚不足60%，而以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水平，国际上平均的城市化率在70%以上，且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比27%却只贡献了8%的GDP。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偏离了“一般规律”，那么其原因何在？卢现祥教授认为其一是因为农村有相当数量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长期闲置，但农村人均只有3亩多耕地，农业生产率低且土地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其二是因为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限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国际一般标准，农村劳动力不能正常流动。问题二，乡村振兴战略到底是把过剩农民留置在农村还是进城？卢现祥教授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使我国农民市民化，减少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利则是新一轮改革的重中之重。减少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既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及限制农民进城的制度是三农问题的根源。问题三，乡村振兴战略中是给钱支持重要还是赋权重要？卢现祥教授认为土地等自然资源若没有明晰的产权，就不会成为资产、资本，就不能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也不利于生态化。给农民赋权（产权、流动的权利、成为市民的权利等）是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抓住这个关键，每年所谓支农投入就可减少。问题四、乡村振兴战略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还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卢现祥教授以为什么页岩气革命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页岩气藏量比美国还要丰富的中国为案例，论证市场制度与产权制度对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的不同影响，并指出确定正确的中国农村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第四位汇报者是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的魏龙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规则困境与出路》。本次汇报围绕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要放眼于世界，世界的发展为什么要以中国为重点，提出三个主题。主题一：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已进入“新时代”。1945-1971年属于战后世界经济进入恢复重建期，1973-1976年全球实体经济和货币体系开始动荡，此后40多年每隔10年都有周期性重大波动，因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常态”，如1985年广场协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8年的脱欧与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进入新时代则有四个主要标志：（一）从G7到G20；（二）从多边主义到双边主义再到单边主义；（三）新经济增长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物经济、海洋经济和绿色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占比和贡献率迅速提高，国别分布明显不平衡。（四）全球经济治理开始出现混乱。主题二：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双重挑战。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包含消除战争的经济根源与发达国家主导两大背景，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混乱其一是来自不同国家集团的挑战，其二则是来自信息技术、新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这也是内在并根本的挑战。主题三：全球经济规则谈判的主要困境与出路。二战以来的全球经济体系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所支撑的全球多边规则体系的核心逻辑要么被有选择地忽视，要么正遭遇重大挑战，且几乎没有自愈能力。魏龙教授以国家、产业、企业为横坐标，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全球研发为纵坐标，通过图表形象生动的描述当下全球经济规则的困境与缺陷，以及未来选择与指定的方向。

第五位汇报者是来自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的宋德勇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环境》。宋德勇教授指出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存在四大效应，（一）规模效应：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能源消耗进一步增加，这一过程伴随着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规模效应主要体现为对环境的破坏。（二）结构效应：不同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一般表现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污染相对较低,而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污染较为密集,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污染排放先正后负（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表现出先负后正）的效应。（三）极化效应：工业化过程加剧诸多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集群、城市集群，从而促进产业集中区特别是高耗能高排放产业集中区域污染排放的集中爆发。（四）技术效应：随着工业化深入，经济对科技依赖强度的日益增强,以及迅速增加的R&D投资促进知识存量的逐步累积,从而产生外延式与内涵式的技术变化。中国工业化与环境的关系呈现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7）是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萌芽期，第二阶段（1978—1991）是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显现期，第三阶段（1992—2011）是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爆发期，第四阶段（2012—至今）则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双向融合期。而中国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具备四大特色，（一）追求速度，高速增长，工业快速扩张下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快速集中排放与恶化。（二）浓缩型工业化下的污染排放更加密集，单位GDP单位面积的排放强度更大。（三）二元工业化格局下的分散化、粗放式发展，致使污染排放更为扩散，治理上缺乏规模经济，增加治理成本。（四）粗放式外延扩张型工业化背景下，技术进步以外延性技术进步为主，缺乏内涵式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进步。对于未来，宋德勇教授指出工业化与环境融合的四个方向，其一需向低碳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其二需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其三需促进城乡、区域协调的工业化；其四需培育工业化新动能。

第六位汇报者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的龚强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科技变革中的金融创新与监管》。通过分析1990-2019年全球市值排行前十公司的变迁路径，龚强教授指出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总投资1118亿美元（较17年增长约120%），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核心的金融科技创新将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增长点与竞争焦点。金融科技将助力中国金融业发展，如数字支付可改善金融服务可达性、实现场景化金融服务；网络借贷可优化风险定价、补充传统信贷市场等。然而金融创新也会形成新的监管挑战，如以“714高炮”超利贷为例的新风险形式、资质极差的融资主体等。研究指出大约有1/4的比特币用户参与了非法活动。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存在三种演进路径，（一）“规避监管说”：管制成为刺激金融机构为减轻合规成本而进行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二）“一管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严格监管会压制创新，监管放松又会导致创新过度并加剧风险传染。（三）原有监管体系滞后于金融创新。（四）“双赢局面”：金融监管有助于促进金融创新、实现对创新行为的选优逐劣。在金融科技视角下，科技发展使监管科技重塑传统监管体系成为可能，可通过建立穿透式信息集确保交易信息实时性与可追溯性，从而构建智能风控体系，如微众银行的微粒贷与招商银行的招银云创。最后，龚强教授提出源于原有监管制度与新型金融创新不相适而产生的监管沙盒，其可通过突破现有金融监管体制、提供“安全创新空间”、洞察诚信金融创新行为、保护优质创新活动成为未来金融监管助力创新的发展趋势。“中国版监管沙盒”将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核心竞争力。

第七位汇报者是来自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的杨继生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中国宏观投资环境存在民营资本歧视吗？》。自2012年，民间投资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一直在60%以上。尤其在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占比更是超过80%。2017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过60%，吸收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创造了60%以上的税收收入。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地位愈发重要，但在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下，社会开始对“国进退民”产生担忧。本文拟回答以下关键问题：（一）测度比较民营和国有企业投资环境的动态趋势。（二）宏观投资环境是否存在民营资本歧视，即“国进民退”是否存在？（三）民营企业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本文在企业投资微观分析模型基础上，引入税负相对强度指标，衡量税收安全感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投资的影响，分析税收安全感对民营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企业投资的分层交叉因子面板模型，分析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宏观投资环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民营和国有企业对宏观投资环境的灵敏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文章样本数据为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7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其中，民营企业样本来自中小板，国有企业样本来自主板。除GDP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外，其他数据均源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研究发现，总体上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宏观投资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趋势性差异，但在反应时间和反应强度上，民营企业都较国有企业更敏感。在反应时间上，民营企业要领先国有企业大约2个季度。民营企业的敏感因素主要源于税收、环保等外部监管及其引致的企业家信心不足，而不是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其典型例证表现为，民营企业投资会随税负相对强度提高而提升，国有企业则不然。文章最后指出规范监管行为，提升企业安全感和企业家信心是稳定宏观投资环境、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