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郑冯忆）2019数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前沿论坛平行分论坛（四）第一场“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与社会流动”于5月26日下午2：00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会议室402举行，本次讨论由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副教授文旷宇老师主持，来自中山大学的彭方平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的师资博士后赵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孙三百分别进行了精彩的特邀报告。

第一位作报告的是来自中山大学的彭方平教授，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过度负债与我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的论文报告。彭方平教授指出整体负债水平的持续上升以及如何化解过度负债，是困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在学术上厘清负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政策，特别是政府支出性财政政策对化解过度负债问题的有效性，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Fisher（1933）的“债务—通缩”理论是债务问题研究领域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经济繁荣时期的过度负债行为，在经济变得不景气时，往往会引发企业家基于清偿负债为目的的降价倾销行为，形成物价水平下跌、企业利润水平下降、资产贬值、负债加重、银行信贷收缩、实体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等连锁反应。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过分关注政府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稳定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忽视了由此所引发的债务增加对实体经济的反向影响。Minsky（1957，1978，1982，1986）弥补了传统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并在其随后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即：经济主体的过度乐观会导致过度负债，随之引发金融压力和市场利率的上升，最终导致资产价格的崩溃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此外，还有债务积压（debtoverhang）理论（Myers，1977）、金融加速器理论（Bernankeetal，1999）；“资产负债表衰退”假说（Koo，2003）等等。本文以经济主体最优决策行为为基础，通过内生化投资决策，在考虑政府作用因素背景下，构建非线性多维状态系统模型，应用NMPC求解方法，理论分析了金融压力变化下负债与投资的相互影响和动态机制。

第二位作报告的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师资博士后赵钊，她为我们带来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突出风险点与监管的反事实仿真”的论文报告。我国资本市场在2015年5月前后，经历了急剧上升和急剧下跌的剧烈波动而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2015年7月 “国家队入场”护盘。本文计划解决以下问题：（1）护盘干预是否有效以及护盘干预的效应是什么？（2）如何识别并且实时化解资本市场突出的风险点？（3）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和化解突出风险点为监管目标，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干预的时机、手段和市场条件是什么？文章包含以下主要工作：（1）在对资产价格泡沫进行理论界定与数据处理之后，应用GSADF和BSADF检验股市的泡沫；（2）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我国股市泡沫的微观结构；（3）设计并且实现我国资本市场干预的反事实仿真；（4）评价2015年的护盘干预，为如何实时监管、评估干预效应等提供证据。文章将存在以下贡献：（1）本文研究的问题与结果直接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何“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有序化解突出的风险点”等相契合而体现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本文针对资本市场2015年5月前后的急剧上涨而针对性地应用GSADF和BSADF检验和界定泡沫，确定了市场、重要的行业和个股的泡沫的精确时点；从泡沫发生的时点、泡沫的大小，尤其是以度量泡沫大小的BSADF值为对象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个方面，揭示了市场泡沫的微观结构，基于此界定并且识别重大而突出的风险点；（3）针对我国证监部门2015年对资本市场的护盘干预而设计反事实仿真，其结果以反事实仿真的证据首次回应国际金融界对我国政府干预资本市场的质疑；（4）本文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泡沫形成的精确时点和演变而设计反事实仿真，为如何实时化解突出的风险点、构建机制有效的资本市场提供了反事实仿真证据。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孙三百，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教育流动陷阱：子女数量与机会不平等——兼论教育支出与收益率的影响”的论文报告。关于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Quantity-Quality Trade off，Q-Q替代）已经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命题，这一替代效应关系到微观家庭在生育决策和子女教育质量间的抉择。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从无到有，再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二孩政策不断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调整着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关于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确实存在Q-Q替代效应（Li et al.，2008），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效地增加了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刘小鸽和魏建，2016），人口数量的减少显著提高了子女的教育水平（秦雪征等，2015）。但是现有研究尚未讨论子女数量与代际教育流动的关系，本文从以下方面对现有研究有所推进：第一，通过构建包含家庭人口结构的世代交叠模型，发现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对子女教育具有负效应，但是会增加代际教育弹性，进而降低教育机会公平程度；同时，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第二，检验教育支出的中介效应，同时发现代际教育流动陷阱。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命题开展研究，命题1：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在家庭层面存在异质性，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替代效应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减弱；命题2：家庭代际教育弹性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大，而且家庭所在地区教育收益率越高则这种影响越大，其中教育投资是子女数量影响教育代际流动的主要渠道。并参照现有研究（WuandLi，2012），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家庭而言直接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而且是外生的，因此对子女数量的工具变量选取计划生育变量，在工具变量设定上考虑了生育子女多的样化偏好。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构建包含子女数量的世代交叠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Q-Q替代效应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间存在异质性，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减弱，而代际教育弹性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大。（2）机制检验表面，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是子女数量影响代际教育流动的重要中介变量。（3）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家庭而言，代际教育弹性受子女数量的影响也更大，进而其子女更有可能面临教育代际流动陷阱的困扰。（4）只有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信贷欠发达地区，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中父母收入水平对子女教育程度的影响越大，即存在代际流动低水平陷阱的可能。

2019数量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前沿论坛平行分论坛（四）第二场“政策评估前沿理论与应用”于5月26日下午3：40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会议室402举行，本次讨论由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副讲师魏杰主持，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欧阳志刚教授、厦门大学的范青亮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汪小愉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第一位作报告的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欧阳志刚教授，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经济政策不确定冲击下货币政策对创新的非线性效应”的论文报告。新时代下，中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增长阶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货币政策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节框架。货币政策的基本操作特征是多种工具的组合操作和定向调控，以此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增长的效果。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竞争。美国政府近期推出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经济政策，其中许多不确定性政策是针对中国科技领域，目的是阻滞中国的科技进步，由此进一步引致了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是在中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高的环境中实施的。本文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货币政策能否推动科技进步？本文借鉴HassettandMetcaff（1999）和Weeds（2004）的做法，以几何布朗运动刻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将其引入ChuandCozzi（2012）理论分析框架，揭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扰动下，理论研究央行货币政策对创新的影响。将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如下：支农贷款利率（ZN）；1年期商业银行存款基准利率（CK）；货币供应量M0、M1和M2；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率（DXZBJ）；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率（ZXZBJ）；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央行对金融机构再贴现利率（ZTX）；央行对商业银行1年期贷款利率（DK）；银行间同业拆借7天平均利率（TY）；银行间债券质押回购7天平均利率HG，总共14维货币政策工具。参照王少平和朱满州（2012），宏观经济数据集主要有：产出类、投资类、价格类、实际消费或零售类、贸易类、房地产类、资产价格类、汇率和储备类等，共105维宏观经济变量。通常用研发投入，创新成果或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这三种指标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专利授权量作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此外，本文以中美两国BBD指数作为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本文参考ChristodoulakisandSatchell（2002），Engle（2002），TseandTsui（2002）做法，基于样本数据，采用DCC-GARCH模型构建模型变量动态相关性系数，拟初步研判多样性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操作形成的潜在驱动力与创新之间的非线性特征。

第二位作报告的是来自厦门大学的范青亮副教授，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EstimatingEndogenousTreatmentEffectUsingHigh-DimensionalInstrumentswithanApplicationtotheOlympicEffect”的论文报告。内生性处理效应通常出现在使用观察性数据的项目评估之中，其将导致模型的估计偏差和不一致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给我们饱含误导的政策含义。采用高维工具变量的动机是因为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的两个条件，一是有效性，即工具变量本身必须是外生的；二是工具变量必须可以解释内生变量。本文开发了一个两阶段的方法通过高维工具变量来估计内生处理效应。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SCAD惩罚高维逻辑简化式模型来近似最优工具变量，而不是传统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中的简化式线性回归。在第二阶段，我们将原始处理变量替换成对其估计的倾向得分值，并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来获取惩罚性逻辑回归工具变量估计量（LIVE）。结果表明，LIVE方法渐近正态分布，并达到半参数效率约束。蒙特卡罗模拟结果表明，在内生性处理效应中，LIVE优于传统的TSLS估计量和post-Lasso估计量。在实证研究中，文章计划使用163个国家的数据，通过LIVE估计量研究以奥运会为代表的体育赛事是否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与其经济、政治等环境相关，存在许多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因而存在内生性。虽然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可以被精确地衡量，但如何衡量奥运会对主办国经济和社会的场外影响，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方面，举办奥运会等大型活动可能通过广播和门票收入、商业赞助、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举办这些体育盛会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受到来自学术界和公众舆论的许多质疑，如赛事中存在高昂的成本和挥之不去的地方税、政府预算超支等。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汪小愉，他为我们带来了题为“ClusteredRegionalBusinessCyclesinChina”的论文报告。使用具有大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维度的面板数据集描述地区经济周期存在两个独立的问题：（1）如何建立跨越地理区域的共同现象模型，已有的方法包含因子分析法，外生方法法，内生划分法等。（2）如何定义经济周期，即时间序列建模问题，已有的方法包含趋势循环分解与马尔可夫模型等。本文计划通过马尔可夫模型，引入衰退指标与从属向量，以Gibbs抽样、特征值数据的计算、分布热图、协同性指标的计算探讨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本文准确识别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月拐点，并得到以下结论：（1）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4次经济衰退：2000年至2002年的全国经济衰退、2003年至2006年的“软扩张”、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至2017年的“新常态”。（2）在中国的一些省份确实存在着协同性，运用logistic模型可将各个省份划分为五个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以轻工业、装备制造业、高耗能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3）各个集群中的经济周期存在显著异质性。一些省份可能在不同阶段显示出经济衰退的迹象，但其他地区没有；一些省份经历了一个单独的经济周期；一些省份可能总是先于其他省份进入衰退期。本文还发现，产能过剩和技术冲击可能是中国经济出现全国性衰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