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肖双薇）2018年12月9日上午8点，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平行论坛（一）第二场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402会议室举行，本次讨论由《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副主任李仁贵主持。来自暨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共6位老师同学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第一位报告人是暨南大学的刘莎莎，她报告的论文是与厦门大学何春婵合作的文章，论文题目是“国际政治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其文章以2012年中日关系恶化作为切入点，将其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第一重差分根据业务联系，将与日本有业务联系的企业作为处理组，与日本没有业务联系的企业作为控制组，第二重差分根据中日关系恶化时点，从融资约束与外部需求冲击两个视角考察我国上市企业在中日冲突前后的投资行为，探究外部政治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得出以下结论：中日冲突发生后，企业投资支出显著下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以及外销比例较高的企业。进一步分析发现，中日冲突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外部债务融资额减少。

报告完毕后，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杨迎亚对报告作出评价，针对文章她提出以下建议：（1）对于双重差分法，文章应进一步进行平稳趋势检验；（2）仅选择两年样本区间，信足度不高，建议采用季度数据；（3）控制变量处理不足，可加入汇率、利率等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4）影响机制可进一步改进，针对融资约束与外部需求冲击做异质性分析。

第二位报告人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斌，他报告的论文是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乃嘉合作的文章，论文题目是“汇率变动、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文章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对传统汇率与投资理论进行全新的解释，在考虑企业生产率差异、企业投资类型差异、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的同时构建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使用中国2003-2013年企业层面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数据，检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人民币升值提升了企业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这种影响对相对低生产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提升作用更大。

报告完毕后，来自暨南大学的刘莎莎对报告作出评价，首先她指出文章数据详实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随后针对文章她提出以下建议：（1）内生性问题有待细致处理，如遗漏国家文化等变量、汇率变化与资本流动因果关系互置等原因导致内生性问题；（2）横截面检验中企业生产率解释的合理性有待考察，可以从其他横截面维度，如不同国家公司治理差异、文化差异与贸易依存度等方面进一步考察。

第三位报告人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杨迎亚，她报告的论文是与华南农业大学文乐、河南省财政厅胡草合作的文章，论文题目是“商业医疗保险能提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吗？”文章首先在托达罗模型中引入商业医疗保险，构建农民工城乡迁移决策理论模型，以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内在机理；随后作者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结合2014年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及其相匹配的宏观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商业医疗保险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没有城镇社保的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对有城镇社保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与来源地行政距离成正比；高收入农民工能从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中获得更多好处。

报告完毕后，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斌对报告作出评价，针对文章他提出以下建议：（1）倾向得分匹配法只解决一种内生性问题，建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的实证分析完善实证检验；（2）文章做完基本回归直接进行分析，建议进一步完善机制检验，丰富文章理论支撑。

第四位报告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陈亚会，她报告的论文是与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老师合作的文章，论文题目是“"The Belt and Road": Increase or Reduce the OFDI Enterprises’R&D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汇报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的初始阶段，中国企业主要还是出口产品和技术、开发市场与获取自然资源，而非寻求技术进步与创新，因此引出本文的问题，即“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D投资的影响到底如何？文章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相匹配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011—2017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明显推动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R&D投资，在短期内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并且其边际效应先增后减。进一步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在短期内虽然增加了海外经营收入的比重，但它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从而导致企业R&D投资的下降。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产权企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R&D投资受“一带一路”倡议负面影响的冲击更大。

报告完毕后，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王乔对报告作出评价，针对文章她提出以下建议：（1）文章应详细解释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因而非一笔带过；（2）详细解释实证表格部分OBOR系数为0且T值不存在的原因。

第五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焦文妞，她报告的论文是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惠好合作的文章，论文题目是“金融强监管对银行个体风险的影响—基于银行异质性视角”。文章从银行异质性的角度，将2017年取值为1，2011-2016年取值为0，用时间虚拟变量作为金融强监管实施前后的指标，对我国168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考察金融强监管政策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个体风险的差异化影响以及杠杆率对二者关系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金融强监管显著降低了银行的个体风险和杠杆率；下降的银行杠杆率强化了强监管对银行个体风险的作用；银行杠杆率越高，金融强监管对银行个体风险的下降作用越小；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农村商业银行个体风险受到金融强监管的影响最大；相较于上市银行，非上市银行受到金融强监管的影响更大。

报告完毕后，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陈亚会对报告作出评价，针对文章她提出以下讨论：（1）2017年金融强监管定义过泛，且政策施行时间短，探究效果有待考察；（2）文献综述罗列性较重，可以分层次和递进关系完善；（3）数据涉及四类银行，异质性较高，应进一步处理；（4）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比较成熟，无须过多笔墨；（5）运用双重差分法，时间节点选取上可进一步考究。

第六位报告人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王乔，她报告的论文是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宏兵合作的文章，论文题目是“Can participating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improve residents' subjective happines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ARLS”。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2015年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有序概率选择模型研究商业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参加商业保险对不同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同。进一步分析发现，商业保险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对健康状况不佳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健康水平较高居民无显著影响。最后文章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商业保险在服务民生、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中国应该增加对商业保险的政策支持，支持商业保险机构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促进安全水平多样化。

报告完毕后，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焦文妞对报告作出评价，针对文章她提出以下建议：（1）商业保险种类繁多，可从中细分不同种类并探究其影响效果；（2）有序logit模型可能比有序概率选择模型效果更好；（3）数据来源可信度有待考察；（4）稳健性检验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