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翁丽影）11月24日上午，为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加深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和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起的新结构经济学小型研讨会在我院402会议室开幕。我院院长张建华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王勇教授分别致开幕词。

张建华教授首先欢迎各位老师同学齐聚华科经院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讨。张建华教授谈到，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进入低潮，但张培刚先生一直坚信发展经济学大有用处，大力倡导发展经济学的新生。新发展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立足发展中国家现实发展的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加以改进，而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正是在为发展经济学寻找新的出路，在理念上是相近的。这次研讨会的召开离不开林毅夫教授的倡导。张建华教授希望为期三天的研讨会能够使各位老师同学有交流、有收获。

王勇教授谈到，武汉是中国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发源地，张培刚教授、谭崇台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可磨灭。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关心的也正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建设、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经济问题值得研究，但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不局限于中国，而放眼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王勇教授希望在分论坛在一篇篇论文的讨论中，向大家传递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

开幕式后，在我院402会议室紧接着举办了圆桌会议，王勇教授从整体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介绍。

王勇教授介绍到，新结构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即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和前两次思潮有所不同。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以政府主导的方式直接配置资源，发展同发达国家一样的的现代化大产业。这一波思潮没有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结构有差别，没有认识到最优的产业结构是内生的，而不能简单模仿发达国家。从80年代开始，学界开始反思结构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由此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失灵被过分强调了，政府失灵才是最严重的，主张政府越小越好。新结构经济学认同市场经济很重要，去政府管制很重要，但两者的推行都不能太极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优的制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王勇教授认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很好，但发展中国家建立同发达国家一样的制度可能并不能取得预想的效果。以前，不少人认为，制度的改革和建立要一次性到位。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寻求建议时得到的总是缺什么补什么，比照发达国家建立相同制度的答案，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不一样。市场化改革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最优的制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最优的制度是内生的，内生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是先看有什么，而不是缺什么，即关注禀赋结构，包括要素禀赋（资本、劳动力等）、自然禀赋（地理位置、自然风光等），制度禀赋（法律法规、社会风俗、文化等）。要想从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明面上的比较优势，需要降低交易成本，这其中离不开政府。修桥补路这种事就需要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软的环境也需要有为政府来营造，比如规范假冒伪劣、消除已经存在的扭曲等。政府“有为”的含义，已经具有很强的改革意味，要求政府去除原本无效的制度，搁置争议，实事求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制度改革时不是空泛地谈制度，而是落在产业结构的点上。

接着，王勇教授谈到，2015年他和鞠建东教授、林毅夫教授合作发表在JME上的论文建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准模型，即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决定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如何决定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在模型中，有无穷多个产业，不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同，不同禀赋结构如何决定了不同产业结构。文中提到了四个典型事实：第一，不同的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同；第二，每个产业都呈现一个驼峰状的生命周期，即首先扩张，再达到峰值，最终下降；第三，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越晚达到顶峰；第四，要素密集度与禀赋偏离越远的产业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越小。论文认为结构转型的驱动力量是要素禀赋结构，而不是其他。

最后，王勇教授总结了判断是否属于新结构经济学范畴的两大依据，第一，是否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第二，不同发展阶段上，经济的发展是否由禀赋结构推动。王勇教授谈到，2015年年底，新结构研究中心被批准成立，去年年底被批准升级为研究院，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既需要北大的努力，也需要志同道合的兄弟院校一起共襄盛举。

在王勇教授简要介绍完新结构经济学后，参会人员进行研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汪小勤教授对以林毅夫教授为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团队表示钦佩，并建议团队梳理经济史上所有涉及结构的理论，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比较老的结构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异同，这样能够比较好地突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创新和学术贡献。

叶初升教授建议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可以办一个为期一周左右的训练营，把新结构经济学涉及的相关论文具体介绍下，让发展经济学相关的学者真正了解熟悉新结构经济学。

有参会人员表示，新结构经济学从以前简单粗暴的缺什么补什么到有什么怎么干的这个转变实际意义很大，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中国，还可以用来解释别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禀赋结构解释禀赋充裕的大国比较适合，解释没有什么禀赋的小国可能会有所欠缺，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有参会人员表示，新结构经济学的基准模型已经说明了要素禀赋结构的作用，能否同样把自然禀赋和制度禀赋建模，说明其作用。此外，产业结构的变迁和转型是包括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服务业的两个方面，感觉这两个转变的驱动力量可能会有所不同。

周记顺博士认为，2015年那篇论文的基准模型是一个封闭经济体，和当下全球开放的形势有所不同，理论和现实有所脱离。另外，王勇教授提到新结构经济学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但顺势而为和跨越是两码事，我国已经不是顺势而为的阶段了，而是要实现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