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苏乐）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研讨三于11月25日下午2:30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402教室举行，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石军伟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杨子荣研究员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兰晓梅博士作了精彩的论文报告。本场研讨会由石军伟教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石军伟教授，他汇报的论文题目是《制度质量推动了工业发展质量吗？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石教授将制度质量界定为一个经济体中制度对市场经济活动支持的效率程度，同时介绍了本文提到的制度的两种类型：攫取型制度（坏制度）和包容型制度（好制度）。接下来，石教授重点讲解了本文的指标测算。制度质量主要包括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法制制度和政治民主度等六个维度，工业发展质量指数由工业企业国际竞争力、工业效率、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一级指标构成，两个变量均采用因子分析提取了主成分。从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两个角度，通过总体差分GMM估计、以及进一步的分国家（地区）回归，得出如下结论：（1）制度质量制胜观：高质量的制度供给，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是推动国家间工业发展质量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2）制度的国家差异观：从不同国家来看，发达国家的制度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于发展中国家；（3）制度的动态结构观：从同一国家的角度来看，制度对工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具有动态演化特征，随着国家发展水平的提高，制度的供给结构也会与时俱进；（4）制度质量显著调节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且这种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强烈。

在点评环节，华中科技大学汪小勤老师认为制度要层次化，宏观方面比如国家战略，微观层面如与制造业、工业发展等相关制度，要加以区分；其次，针对不同的国家，一项制度的好与坏、最后产生的效果，是否能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针对制度的衡量，汪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针对工业的政策可以比较税收数据，针对特殊行业的政策可以作案例分析等。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子荣研究员，他汇报的论文题目是《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Financial Structure》。杨老师首先对金融结构的演进进行了简要介绍，接着重点阐述了金融结构是如何被决定的相关文献以及这些学说的局限性。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论点，杨老师认为，金融结构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最终的金融结构应该是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的，不同结构的实体经济对融资的需求存在结构性差异，这两者如何匹配才能决定最优的金融结构，即最优的金融结构应该内生于实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杨老师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脉络：

利用113个国家1977-2016年的数据，按照不同国家（高中低等收入）、法律起源（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以及发展战略（以TCI作为衡量指标）做了分样本回归，探究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结构（股市交易值/私营部门信贷）之间的关系。在数据处理上，为了消除经济周期的影响，对每五年的样本数据作一次平均。回归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结构正相关，主要通过经济结构和市场环境两大渠道影响金融结构：（1）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也越高，金融结构越偏向于市场导向型；（2）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市场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越偏向于市场导向型；第二，重工业赶超越严重的国家，更偏向于银行导向型金融结构，且银行业结构越集中。

点评环节，汪小勤老师就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与杨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针对文章，汪老师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应该要注意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第二，经济发展阶段的定义比较粗略，究竟是以工业化初期、已完成工业化时期来划分，还是以人均GDP来划分。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武汉大学的兰晓梅博士，她此次汇报的论文题目是《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搭配对影子银行的影响研究》。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增长，一定程度解决了实体经济的资金缺口；但同时，在监管无法系统跟进的情况下，部分商业银行增加了通道、拉长资金套利链条、提高杠杆水平，金融风险不断累积；此外，影子银行不断参与货币创造循环，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增加；且目前，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影子银行监管中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在此背景下，文章在Angeloni（2013）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家庭、厂商、传统银行、影子银行、中央银行五部门DSGE模型，在影子银行资本净累积方程中加入传统银行对影子银行的资产转移冲击，采用2011年9月至2018年9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和广义信贷的数据，着力解决以下问题：（1）2016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管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效率是否有所提升？（2）两种政策搭配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效果是否比单一政策更好？（3）两种政策如何进行补充和强化。通过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仅适用紧缩货币政策不能限制影子银行规模增长及贷款利率下降；（2）仅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大幅减少影子银行规模，提升影子银行贷款利率，政策效力幅度偏大；（3）紧缩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搭配对影子银行限制的叠加效果显著，宽松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搭配成为规范影子银行规模及价格的最优方式。

在点评交流环节，北京大学王勇老师认为模型设定不够清晰，没有体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他指出，要把一些能够体现中国制度性、发展特性的变量纳入模型中；华中科技大学钱雪松教授指出，在分析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分析两种政策之间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