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陈亚会）第八届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分论坛3.3于11月13日下午14:00-15:30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会议室413举行，本次讨论由上海财经大学的鲍晓华老师主持，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丘东晓教授作评论嘉宾。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及北京化工大学的三位老师同学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张艳教授，其论文题目是《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出口吗？——基于中国一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文章基于太湖流域的蓝藻污染事件引起的2004年实施的江苏太湖流域纺织染整行业实施的污水排放标准提高，将其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第一重差分根据政策实施时间分为政策前与政策后，第二重差分根据政策实施的地区分为处理组（太湖流域江苏地区的四个地市作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太湖流域非江苏地区) ,研究污水排放标准的提高如何影响企业出口，提炼环境政策管制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因果联系。从企业生产率和所有制结构异质性、出口倾向、出口规模、出口结构、以及政策的长期影响等，分析环境政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机制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污水排放标准的提高短期内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内的纺织染整行业企业出口倾向性，并减少了其出口销售总额。2）环境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出口行为受到环境政策冲击的影响较小。3）企业出口规模下降的原因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出口价格，出口倾向的下降主要通过降低新出口企业的进入的渠道。4）基于出口结构的分析，企业在面临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会减少出口目的地数量（主要是非OECD国家出口）；会倾向于降低水污染更多的产品出口，在企业内部通过产品的转换来转嫁因环境标准提高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5）虽然短期内环境规制抑制了出口，在较长期来看，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

丘东晓教授对于这一环保政策存在疑问，质疑在使用DID时，这里的控制组的选择有问题，因为处于不同省份，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异质性存在；而且若将2002年设为节点，也有可能会有变动，考虑到WTO，而且此时的价格变化很大可能是因为下游的上海等地区的价格上升。03年进行时间安慰剂检验时，有可能是因为02年加入WTO后，03年的贸易量大增，而04年相对会下降。此外，在控制组问题上，有同学提出可以将控制组换成与水污染相对应的比如受空气污染、固体污染的太湖流域的其他企业会更好。汇报人表示会充分考虑这些建议。

第二位论文汇报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陈根，他汇报的论文是《FDI对中国制造业创业的影响：机制与门槛效应》。文章提出的背景是针对当前中国新设企业主体的大量增加，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增长速度也较高，其中FDI对创业的影响在地区层面可能与地区的经济水平有关，在行业层面可能与行业的发展情况有关。遗憾的是，目前针对FDI与创业关系的研究多关注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的研究较少，因此引出本文的问题，即FDI是否对中国制造业创业有促进作用？本文基于FDI技术溢出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使用WIOD、《中国统计年鉴》等2001-2014年的17个制造行业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FDI对中国制造业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FDI的水平直接溢出对创业的影响不显著，水平间接溢出和垂直前向溢出显著抑制创业，垂直后向溢出显著促进创业；存在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但因FDI溢出渠道不同，调节作用有显著差异；研发投入的增加会缓和水平间接溢出的消极影响，增强垂直前向溢出的消极影响；人力资本提高会缓和水平间接溢出和垂直前向溢出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水平直接溢出和垂直后向溢出存在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的门槛效应，水平直接溢出对创业的抑制作用在研发投入较高时和人力资本较低时更强，垂直后向溢出只在研发投入处于特定水平和人力资本较高时促进创业。分样本检验表明，在高研发投入和高人力资本制造业中，FDI整体上显著促进创业。

丘东晓教授指出本文的被解释对象是创业企业，若直接改成全部企业会如何？文章没有体现出创业企业的特点，而且要区分开创业企业与新设企业。陈根指出文章暂时使用的是行业层面；鲍晓华教授提到文章的假设过多，分类太过详细，在做实证时应该先做一个整体上的回归分析，再分别做四个机制检验。陈根解释由于这四种机制在传统上并没有归入FDI，所以无法做一个整体上的回归。

第三位报告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张鹏杨老师带来的《中国对外反倾销如何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汇报指出由于当前中美摩擦的升级，中国实施的反倾销越来越多，现有研究多对影响反倾销的因素和原因进行研究，而对于实施反倾销后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如何影响以及具体的实施效果如何研究较少，因此引出本文的主旨，且本文在从理论层面上丰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本文以中国实施的“反倾销”救济案例作为准自然实验以此来评估贸易保护，尤其是中国实施对外贸易保护的影响效果，并从促进创新、优化进口产品结构和扩大企业出口等三个方面探究中国对外反倾销在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上的作用机制。此外利用GVC测算企业全球价值链、剔除了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剔除反倾销救济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及剔除培育力度比较小的企业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实施对外反倾销救济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效果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该影响依然存在；且对外反倾销救济可能会通过带来企业进口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减少企业在被保护产品的进口促进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现场部分学者建议反倾销选择的企业多是幼稚产业而且是发展较快的，能不能将产业分为幼稚产业和非幼稚产业来分别做看有什么区别。而且反倾销会有被动与主动之分，那么中国这种主动到底是怎么导致的也需要进行考虑。张艳老师指出反倾销针对的是6位码企业，而将4位码中非6位码的作为对照组，而这种会存在不确定影响，也有可能反倾销会导致这部分对照组的受到波及。还有学者指出对外实施反倾销受到保护的不仅是出口企业，很有可能很多企业会同时出现在反倾销与非反倾销的企业，因此也应该与海关数据库进行一下匹配，张鹏杨老师表示非常感谢这些意见和建议并会充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