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林源榕）6月10日上午，第一届开放与发展研究论坛第一场前沿讲座在经济学院106教室举行，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陆铭作了题为“迈向有效且和谐的城市发展：中国还需要怎么做？”的主题报告。

陆铭教授首先指出，城市规模问题是中国目前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很多学者根据最佳城市规模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城市规模呈现倒U型曲线，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逐渐出现规模不经济（如拥挤、污染、犯罪等）。而陆铭教授则从城市发展经典理论、国际城市发展经验比较以及以往的学术研究发现等方面论证了，当前国内出现的一系列城市病并不是在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下出现的城市规模过大的负效应，而是受目前土地、户籍、财政转移等制度制约下产生的扭曲和资源错配，实际上最优的城市规模应该更大而不是缩小。如果能够以供给侧改革的方式减少扭曲和资源错配的话，那么提高效率、缩小不平等差距和实现公平正义这些目标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陆铭教授强调，直接管制一个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不仅缺乏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而且无法保证行政管制的城市规模是社会最优的。最重要的是，这种做法让一部分人更多地承担了城市规模带来的成本，而让另一部分人更多地享受了城市规模带来的收益，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性。

陆铭教授认为，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应当尊重城市规模的“内生性”，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在技术和管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供给不断适应需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人口流入地一直限制土地供应，在人口流出地一直扩大土地供应。另一方面，在有些领域，涉及到跨代的长远目标，由政府的行政手段规划城市用地的用途仍然是价格机制有益的补充。

除了上述土地供应的扭曲，陆铭教授还总结了两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市场扭曲事实。一是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外地移民的消费；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歧视性制度抬高了劳动成本和服务价格，损害了技能互补性，影响城市竞争力。二是倾向于内地的财政转移支付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但因为大量转移支付所用来发展的产业背离了当地的比较优势，因此不能持续创造就业。

此外，陆铭教授指出，我们对于低密度城市的理解也存在误区，认为城市密度更低才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和人的生存。而事实上东亚地区普遍的成功经验表明，人口密度高、轨道交通密集的城市反而会降低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因为将人口从中心城区疏散到郊区而服务业岗位和优质教育资源仍聚集在中心城区会造成“职住分离”的状况，会增加人们的通勤距离并加剧拥堵和污染。这就是在人为制造城市病。

最后，陆铭教授以四项研究为例，分享了他对未来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展望。并将“如何迈向有效且和谐的城市发展”问题的答案总结为：应该综合运用技术手段和创新管理来治理城市病，而不应该直接从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入手。具体来说，应该加强“供给侧改革”，综合运用市场机制和规划手段，发挥市场与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互补作用，提高服务业比重和城市轨道交通比例，制定针对某种行为而不是某一群体身份的城市管理政策，积极实现城市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陆教授于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陆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其论文发见诸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等外文杂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等国内权威杂志。研究成果获得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他的专著《大国大城》获得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