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陈翔）6月11日16：00，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王俊凯应邀来到第一届开放与发展研究论坛现场，于经济学院106教室发表题为“中国产业后发红利的渐进消失——离岸外包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视角”的报告。

首先，王俊凯说明本文围绕“中国企业是否继续享受国外企业的技术溢出”、“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利用贸易开放维持自己的高速增长”两个问题，构建了一个离岸外包技术溢出模型，剖析了中外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模型证实，在中国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外国企业的态度从寻求合作转变为防止竞争，通过逐渐降低外包业务的科技含量以尽量避免技术溢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必定经历技术溢出的瓶颈期，中国企业日益增强的竞争态势会加速抵消新技术的学习机会，并迅速挤压后发红利的实现空间。除此之外，他还利用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1997-2010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分别采用研发投入强度和工业企业新产品占总销售额的比率测度技术吸收能力，用人均GDP增长表示经济增长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虽然进出口依存度和研发投入强度对经济增长率均存在正面的影响，但是二者的交叉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却显著为负，并在2006年及以后更加明显。并且，新产品比率会弱化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说明中国企业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会加速抵消新技术的学习机会，并可能间接地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王俊凯利用外贸依存度、研发强度与人均GDP增长率直观的相关性、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占比与经济增长率对比，采用PV单结构断点检验及CMR双结构断点检验综合选取结构断点，基于Dixit和Stiglitz的研究DS模型，构建一个中外企业竞合模型。考虑两个对称的发达国家，企业记为A和B，中国企业记为H，这三类企业分别生产一种具有一定相互替代性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互相竞争，企业需要透过一定的工序生产产品，发达国家的企业选择是否将其任务外包给中国的企业进行生产，并同时决定其外包业务的技术含量。本文将外包业务的技术含量作内生化处理，分析中国的开放政策以及中国企业的技术模仿如何影响外包业务的技术含量。模型中消费者效用函数为CES效用函数，企业生产任务成本结构、产品生产成本及定价用DS模型的企业市场份额确定，基于企业一般把低附加价值或低技术含量的认为进行外包这个事实，求解利润最大化问题。其中开放优惠政策有利于吸引技术含量较高的外包业务，从而有助于中国企业学习更加先进的技术，但这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包有一定的阶段性，长期而言不可持续。本文采用豪斯曼检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系数估计，并使用集群误差方差估计控制组内的相关性。

研究表明，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从而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又会反过来压缩其吸收技术溢出的潜能，从而弱化贸易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如果中国企业通过吸收技术溢出增强了自身的产品竞争力，扩大了本国产品的市场份额，那么外国企业将会降低外包业务的技术含量以控制技术溢出。由此可见，进出口依存度以及研发投入强度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正值，但存在相互弱化的趋势，2006年后尤为明显，而且新产品占比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直接影响虽不明显，但会弱化研发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正面贡献，所以日益增强的技术吸收能力不仅会挤压中国企业学习技术的空间，而且可能会间接地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最后，王俊凯提出两点政策建议。第一，离岸外包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的新常态在2006年前后已经初现端倪，因此通过贸易开放获取技术从而助推经济增长的策略已经逐渐失效，预示了中国产业后发红利的渐进消失。第二，在新常态下，中国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着力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企业也应该从跟随学习逐渐转变为主动创新，从追求后发红利尽快转变为引领市场发展。

报告结束后，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讲师周记顺对报告进行点评。他指出本文实证上考虑研发投入强度、对外开放度对后发红利的影响，但如今中国企业不仅仅依靠技术溢出，自我创新能力已经大大提高，这点文中无法反应出。王俊凯解释企业的学习能力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强度反应，而研究数据截选到中国加入WTO前后，当时中国企业大多依然依靠技术溢出，自我创新能力较差，本文也是研究其对后发红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