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毛海欧）3月20日下午，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2017年第六次学术讲座于经济学院103教室举行。牛津大学教授Andrew Farlow作了题为“Global economic tectonic shif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的学术报告。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副院长欧阳红兵主持讲座。

Farlow首先简单介绍了2007年经济危机前后全球经济表现，并与1929年经济危机进行了比较。一方面，危机发生时，资产价格表现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他通过图表比较1900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是极不稳定的，随后趋于稳定，在2006年前后相关指标显示世界经济风险加大，不稳定程度急剧上升。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世界经济最平稳的年份是在1909年和2005年，这是经济危机发生前的年份，危机前的短暂黎明称之为“明斯基时刻”。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贸易非平衡特征。比较世界主要大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情况，发现日本、中国和石油出口国为账户盈余国，而美国面临严重的经常项目赤字，且这种严重的经常项目非平衡现象持续了长达十年。最后，比较1929年经济危机和2007年经济危机时资本市场价格及全球贸易变化情况发现，1929年危机发生后，资本市场价格和国际贸易数量持续下跌，持续期长达5年之久，而本次经济危机后，资本市场价格和国际贸易均迅速恢复。

Farlow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经济很快被稳定下来，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呢？以中国为例，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数据分析发现，贸易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6-7%下降至1%。为什么危机后世界贸易量下降如此之多？Farlow给出了可能的四个原因：1.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已逐步完善；2.固定资产投资放缓，固定资产通常贸易性较强；3.服务贸易增长；4.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由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与此同时，负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2015年，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达249%。这缘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如4万亿政府支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那么，中国经济会经历“硬着陆”吗？依赖重工业高投资驱动的模式不可持续，债务会产生呆坏账和杠杆过高问题，也不可持续。也许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驱动是另一条道路。

最后，Farlow指出收入不平等是值得担忧的问题，它在经济恢复中扮演重要角色。收入不平等有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收入不平等导致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动力缺失；其次，经济增长趋缓导致私人企业拒绝投资，此时政府不得不采取赤字政策稳定经济，这将进一步推高融资利率，减少私人投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第三，资本回报高而劳动回报过低将引致新兴经济体的过度投资，产生资产泡沫，影响经济稳定性。

主讲人简介：Andrew Farlow是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在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讲授宏观经济学和银行​​学。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于牛津大学经济学专业。专著Crash & Beyond: Causes & Consequence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于2013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广泛好评。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撰写关于金融指标，特别是信用评级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的相关文章。为各种公共和私人组织提供咨询，包括：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高盛、牛津分析、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国家政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