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杨秋怡）9月29日晚7点半，经济学院第三次宏观研讨班于经济学院402会议室举行。我院教师范红忠、易鸣参加研讨。我院博士生李磊解读前沿文献《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Third Front Movement”》。

首先，李磊对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进行详细介绍。1964年，我国正处于极其落后的工业国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到美国的四十分之一。汲取抗战时期被日本侵略的教训，党中央出于国防目的做出决策，把工业体系内迁，建造自我支持的工业集群。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次的工业化进程不以推动地方经济脱贫为目的、不区分基础工业和复杂制造业，是研究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刺激结构化经济转型的一个极好的随机试验。然后，李磊阐述了文章的实证研究。他指出，作者选用1964年城镇人口比重作为城镇化的指标，并将样本限制在城镇化水平百分之十以下，以排除城镇化禀赋程度较高所带来的内生影响。研究得出行业选为制造业的原因，是原材料行业易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在内生性检验方面，李磊着重强调了众多检验中的三个作为代表分析。一是合成控制法，作者用参照组——各个省市合成实验组“合成的十堰市”，再将“合成的十堰市”与实际的十堰市对比观察结果。十堰市是三线建设中被选中大力发展工业化的显著代表，与其同期未能入选的湘西市最终以旅游业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第二种方法是是添加变量稳定性观察。通过在模型中不断添加新变量同时观察模型的稳健性。最后一种是倾向性得分匹配，这也是我们在政策分析中十分常用的。最后，李磊解释了本文的机制设计。在推动城镇化率方面，他对比分析了跨地区人口流动和农村人口到城市的转型两种机制的影响。在竞争性假说上，他考虑了经济影响到底是由政策的持续性带来的还是只是偶然的战时政策，以及是否是对国有部门的持续补贴还是只是偶然的政策扭曲三点。此外，在福利效应分析上，李磊认为，对比三线地区和非三线地区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发现，确实存在资源的扭曲配置。我们可以将这种扭曲应用到现在的中国经济上，现如今的中国同样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资源错配，如何在此基础上改善福利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评论人彭旭辉和孙华欣分别就选取时间段的政策影响和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范红忠对文章的福利分析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福利分析中并没有说清楚是福利改进还是福利损失，将所有三线城市一概而论过于笼统，未考虑TFP的相对值，仅考虑其绝对值进行分析，有失偏颇。易鸣指出，同学们做研究要注意文章思路的反直觉性，这有利于抓住创新点，写出更高质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