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邹建文 编辑 朱紫雯）11月2日晚，2016年发展经济学系列第八次学术研讨会在经济学院405会议室举行。武汉大学教师朱爱勇报告了其论文《Quantifying adaptation costs in sequential FDI location choices:Evidence from German firms》。

朱爱勇首先介绍了企业选址、适应成本等概念，在回顾产业组织领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朱爱勇介绍了这篇文章的相关背景。

利用德国2002-2009年FDI微观数据库，朱爱勇首先建立计量模型以分析适应成本对企业FDI选址的影响，在控制地址固定效应，并通过分组法、固定效应法、随机效应法三种方式控制企业异质性之后，分离出适应成本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适应成本会显著影响企业的选址选择，在采用不同方式控制企业异质性、增加控制变量后结果都是高度稳健的。

在模型部分，朱爱勇建立了一个单主体的局部均衡模型，对企业FDI的成本及收益进行了建模，企业通过最大化利润现值来决定FDI选择。估计整个模型后，便可估计出适应成本的大小，估计结果显示，对德国企业而言，西欧地区的适应成本最低，北欧、东亚地区的适应成本最高。

朱爱勇做了两个反事实评估：第一个反事实评估是所有国家都减小一半的适应成本或减少所有适应成本，那么东亚、北欧这种原本适应成本很高、企业投资概率很低的地区企业投资概率会有很明显的提升，而其他地区企业投资概率提升不明显。分国家来看，中国企业投资概率提升最大，其次是香港。第二个反事实评估是所有国家都减小同样数量的适应成本，那么东亚、北欧这种原本适应成本很高的地区企业投资提升很小，而西欧地区企业投资反倒会有减小。

经济学院各师生对文章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可能存在的疑问进行了讨论和探究。经济学院教授刘海云对只选择控股权大于等于50%的企业表示有疑问，并提出结构模型中“补贴降低适应成本”可能与现在的自由化、便利化的主流趋势不合。经济学院教师周记顺对样本只选择非制造业企业表示疑问，并指出样本只选择OEDC国家可能代表性不够。经济学院教师马诗卉指出企业退出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并对北欧适应成本很高表示不太理解。经济学院教师邱慧芳指出除了影响FDI的除了适应成本还可能存在其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