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杨秋怡）1月5日晚，经济学院2016年第十次宏观研讨班于经济学院402会议室举行。教师徐长生、范红忠、易鸣参加研讨。硕士生孙华欣、刘晓翠报告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博士生文乐报告了工作论文《土地供给错配、房价与农民工家庭消费》。

孙华欣、刘晓翠首先分别从整体和汇率对2016年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孙华欣总结，2016年经济增长缓中趋稳，经济增长呈现缓中趋稳的L型态势。从CPI的同比与环比来看，食品价格同比和环比增速波动剧烈，而非食品表现的非常平稳。工业生产稳中略升，盈利状况有所改善。代表传统产业的制造业PMI指数相较2015年总体呈现增长的态势，表明2016年以来制造业整体来说较为景气，生产持续加快，经济活力增强且缓慢拉升。刘晓翠关注汇率市场，指出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仍受到美元指数变动的很大影响，面对美元指数升值，人民币的贬值弹性更大；而面对美元指数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弹性较小。资本和金融账户，2016年逆差规模相较去年呈现降低态势，主要由于其它投资项目逆差规模收窄，反映了外币去杠杆进程有所放缓。

徐长生指出，同学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官方和乐观，希望大家在进行经济形势分析时多加思考，多添加一些个人观点。他同时指出，PMI，PPI的回升，是由去产能政策和房地产的拉动带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明年这两者依然能够提供动力。同学们要关注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如消费和投资的内生协调关系，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性，实体经济增长与货币发行的关系，货币流动性在股、房、债、汇这四个市场上的转移，勤于思考。

博士生文乐汇报工作论文《土地供给错配、房价与农民工家庭消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但是，居民消费严重滞后，储蓄率居高不下，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难题。城镇化被认为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然而中国土地城镇化一直快于人口城镇化，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仍处于“半城镇化”状态，农民工作为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潜在消费需求的增长对于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房屋作为居民的一项重要资产，住房支出也是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房价的波动可能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离开了农村，生活在城市，但是又不能获得城市户籍，享有市民待遇，其消费行为特征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快速上涨的房价对农民工家庭消费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文乐利用2007年和200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房价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另外，他根据中国土地供给的特殊性，利用土地供给错配指数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克服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分析了房价上涨的成因。他发现，土地供给错配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而房价上涨总体上导致了农民工家庭消费总支出的上升。房价上涨使得农民工压缩了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而增加了居住、食品、教育文娱方面的支出。他认为，影响农民工消费的主要机制不是财富效应，而可能是房价上涨带来的“成本效应”和因“绝望消费”产生的“替代效应”。文乐进一步总结，虽然房价上涨促进了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模式是扭曲而不可持续的，虽然农民工家庭居住支出增加了，但人均居住面积下降了，留居城市的意愿也下降了。而且，在控制住家庭收入后，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家庭是通过压缩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而增加其他方面消费支出的。因此，应该调整现有土地政策，使土地供给与经济需求相匹配，特别是建设用地指标应该与人口流动方向相匹配，从而降低房价。只有房价下降，并增加农民工家庭收入，才能让农民工家庭买得起房，有房可住，进而优化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及保证内需的持续增长。

谭静评论，本篇论文的工作做得较为规范。但是十年前的数据还是一个会被质疑的硬伤。胡冰认为，在研究中，土地错配作为原因和前面的理论没有很好的衔接关系，选取的数据群体也显得不够恰当。徐长生认为，应当将土地错配和后面两者分开而谈。这三者是否应当分开而谈。对于房价与农民工的家庭消费的关系，最好做实地调研。只有百分之三的农民工会在城市买房，但是数据却包括所有农民工全体，其他绝大多数的农民工是不存在房价上涨对消费影响的作用的。易鸣认为，农民工的消费函数可能并和我们传统教科书中的消费函数有所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消费是固定的，不管房价如何上涨，他们都是进行必要的消费，将收入中的其他部分寄回家中，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的分析将不再适用，范红忠同意上面两位老师的观点，认为农民工消费可能不会受到房价上涨的太大影响，本文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