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吕风）第九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6组论文研讨于2023年6月17日下午14:30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407会议室顺利举行。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朱玲同学、花梦颖同学、邓宇鸿同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浩然同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李梦如同学分别就其论文依次作了精彩汇报，本场点评嘉宾为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蔡必卿老师和沈淑琳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朱玲，她的论文题目是《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朱玲首先给大家分享了选题由来,指出了论文的研究的现实背景、理论背景。紧接着从论文的主要内容、模型构建、实证检验、创新点和贡献等方面进行主要阐述。在财政压力日趋紧张和相关文献有所欠缺的背景下，这篇文章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出发，借助2005年农业税取消这一冲击来识别外生的财政压力，研究了财政压力在微观市场层面的经济效益和作用机制。以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了OLS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县级政府财政压力背景下企业劳动力投资行为和劳动投资效率决策。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机制性以及异质性检验后，发现财政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雇佣与合理雇佣的偏离程度，提升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压力使得企业更偏向抑制冗余雇佣而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其原因在于财政压力导致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企业面临税收成本增加时，更倾向于降低单位劳动力雇佣成本而不是劳动投入规模，这最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低技能劳动力占比高的企业、非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的企业，上述效应更为显著，政治晋升激励则削弱上述效应。为关注财政压力与效率变革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现实借鉴意义。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首先对朱玲的报告给予肯定，并对文章的机制提出了一些问题及建议。一是，文章的第二个机制是如何构建的或者说文章的对照组和实验组如何进行定义；二是，宏观的财政政策来研究微观的企业个体中间的理论及机制是否还存在一些中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提出从资本的角度分析税收到企业行为对于文章的故事性可能会更加清晰与重要的建议。随后，蔡必卿老师就文章以企业作为财税这一地方性政策的研究对象构建的模型是否能叫做DID模型，最后得到的系数能否推导出DID模型最终想要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朱玲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就两位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花梦颖，她的论文题目是《基于高维非参数TVP-VAR模型的全球股市系统性风险溢出研究》。花梦颖从引言、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和研究结论四个方面对其研究进行了介绍。文章是基于如何选择合理的风险测度标准，研究全球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复杂关联的网络结构下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面临两大难题等背景。结合新近发展的高维非参数TVP-VAR模型，该文章将LASSO算法引入到了模型的估计当中，对全球34个主要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另外，进一步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对DY溢出指数框架进行了拓展，并由此构建了全球股票市场间的高维风险传染网络。研究的结果表明，LASSO算法显著提升了模型估计精度，其在高维压缩中具有明显的应用优势；从收益率网络和波动率网络的双重视角出发，收益溢出和波动溢出的动态演变特征存在较大差异，相较于收益溢出，波动溢出对极端事件的发生更为敏感；并且，网络拓扑分析表明，收益溢出网络相对稳定，波动溢出网络相对动荡。进一步文章还发现，以美国股市为代表的欧美股票市场在收益溢出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内地股市则处于网络外围，且为最大的风险溢出净输入者。同时，以马来西亚股市为代表的脆弱股市在波动溢出中具有重要地位。

报告完毕后，蔡必卿老师和沈淑琳老师对文章所使用的股指数据、溢出收益和波动收益的含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研究这两类标志、溢出指数的VR中的是否存在排序以及影响等与花梦颖进行讨论。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邓宇鸿，他的论文题目是《基于分位数因子向量自回归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溢出网络研究》。邓宇鸿首先介绍了论文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现状；其次，介绍了文章所使用的因子向量自回归模型(QFVAR)及广义方差分解；进一步解释了文章的样本及实证结果并探讨了QFVAR因子含义和动态分析；最后总结了全文。具言之，根据系统性风险“尾部性”和“溢出性”的双重特征，这篇论文采用分位数因子向量自回归模型(QFVAR)和广义方差分解方法，识别了2012至2021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网络，比较了不同大小冲击下金融风险溢出网络的异同，探讨了网络结构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在极端负向冲击下，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银行的高风险溢出强度具有行业特征，不仅是规模更大的国有银行， 规模相对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表现出了高风险溢出强度。在遭受到不同大小的冲击时，金融系统风险总溢出强度差异较大，网络结构也有所区别。极端负向冲击来临时的总风险溢出强度远大于中等冲击下的溢出强度，以往使用均值VAR模型构建网络的研究很 可能严重低估了金融机构间风险的外溢强度。2012年年初至2021年底，我国金融风险 溢出强度经历了三次上升周期，分别对应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战和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三个时期中，风险的主要来源行业有所区别。

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对邓宇鸿同学的报告给予了肯定，并分别在报告中和报告末对这篇文章的广义双差分解进行提问，提出文章运用的模型能否对大盘指数的预测有所帮助的思考。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浩然，他的论文题目是《科创板如何提升了IPO定价效率》。他从科创板的设立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制度创新这典型事实与研究现状出发，得到科创板是否以及如何提升IPO定价效率是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他进一步在介绍中国IPO制度沿革并对科创板注册制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科创板可能通过市场化定价与缓解信息不对称两大机制实现IPO定价效率的改善。张浩然以2019——2022年间A股市场785个IPO事件为样本，使用连续型队列双重差分模型，在替换关键变量的衡量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后均稳健成立，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科创板确实通过市场化定价和信息对称这两个机制，实现了更高、更好的IP定价效率。即行业估值越高、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企业，其在科创板上市相对于 在其他板块上市的抑价程度显著更低。而拓展检验则揭示了，行业估值越高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的融资规模相对于其他板块显著更大，上市后的研发投资显著更多；行业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时招股说明书的信息披露数量显著更多、质量也显著更高。

在报告的过程中，蔡必卿老师和沈淑琳老师针对中国IPO的这个有效的定义，实际上并不是有效的；数据处理中如何进行公司匹配的一些细节；为什么在交乘项上可以设立一个群体效应的理解；为什么模型中控制了这个行业效固定效率，没有控制这个企业的固定性；数据是截面数据还是混合截面数据，为什么要做常数项等提出了问题。对此，张浩然相应的进行了解释并与两位老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五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李梦如，他的论文题目是《金融稳定政策的实体经济风险治理效应一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他按照文章的结构从研究背景，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研究设计，实证结果，机制解释和结论展开阐述。在经济金融化格局下，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强化金融稳定政策是防控实体经济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将资管新规作为一次外生的金融稳定政策冲击，并以2015至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资管新规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从而检验金融稳定政策的实体经济风险治理效应。研究得到以下三个主要结论。第一，在资管新规实施后，高金融化企业的经营风险平均下降超过20%，证明资管新规产生了显著的实体经济风险治理效应。第二，基于公司治理效率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在公司治理效率更低的企业中产生的风险治理效应更强。第三，资管新规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渠道。首先，资管新规会压缩企业的金融投资，降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联动，抑制金融风险向实体部门传染；其次，资管新规还会促进企业的实体投资，降低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报告过程中，蔡必卿老师指出使用中值作为划分处理所对照组的标准，估计出来的结果可能不够贴切，并对稳健性检验中的PSM-DID对处理组的样本匹配提出了疑问；报告完毕后，沈淑琳老师对这篇论文进行了点评，她表示机制检验做的较好，经营性风险的定义较为模糊，该文章得到的研究结论与所她目前所了解到的相关文献结论相反。

至此，第九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6组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