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林苹）第八届全国经济学研究生学术年会平行论坛（一）第2组论文研讨于2022年6月18日下午13：30在腾讯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讨论由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魏杰和张斯琦两位老师担任点评嘉宾，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孟祥源、上海财经大学的葛力铭、四川大学的荔迪和广东财经大学的赵汉晖分别进行了精彩的论文报告。

首先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孟祥源报告了他的研究《Heterogeneous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hocks: the Role of Inflation》。在三元悖论假设的背景下，本文记录了国际货币冲击的不同反应，强调了通货膨胀的重要作用。外围国家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取决于其通货膨胀。当中心国家加息时，高通胀的外围国家更愿意跟进。相比之下，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则不愿意这样做，反之亦然。本文进一步证实，灵活的汇率制度或资本管制增强了外围国家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这与三元悖论假设一致。

汇报结束后，魏杰老师首先对孟祥源同学的汇报给予了高度肯定，然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1）文中是按照当年具体的通胀情况进行分组的吗？（2）实证得到的结果有没有和现实的实际情况做一个对应。之后，张斯琦老师对其进行了提问：（1）这篇文章主要是围绕着中心国家，外围国家，能否解释一下文中的中心国家是只是美国吗？还是有好几个中心国家？（2）文中是否将外围国家进行分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固定汇率，所以要么他们要放弃资本自由流动，或者他们要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这两种不同组别类型的国家，它的利率是否会跟随这个中心国家美国，它们的方式和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否考虑过这种情况？（3）本文是否考虑过国家采取一些比较大动作的货币政策。比如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者降低，会影响货币供应，也可能造成利率变动，不完全是随着主权中心国家的变动而变动，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些冲击呢？孟祥源同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第二位作报告的研究生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葛力铭。他的论文题目是《环境规制、地理要素与环境福利绩效——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视角”》。“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如何在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充分释放环境规制的制度红利，从而有效促进以稳增长、保环境和增福祉为主要表征的环境福利绩效改善，是决定我国能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在考虑地理要素的条件下，分别从静态与动态视角就环境规制对环境福利绩效的潜在影响进行阐释；进而，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关联网络数据包络分析法对环境福利绩效进行了准确测算，并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词处理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力度予以表征；继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环境福利绩效，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自然地理要素会对环境规制的环境福利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它会通过五大社会经济要素机制对其产生影响。环境规制的环境福利效应在我国不同地理区位上呈现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南方地区、胡焕庸线东南侧地区、特大及大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规制对环境福利绩效的促增效果更明显；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增长、突破技术创新、释放人才红利和优化产业结构而改善环境福利绩效，并通过加剧资本错配程度而促降环境福利绩效。本文的启示是：第一就是常抓不懈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设立于软硬兼施的环境规制执行办法。第二是不可偏废地理要素的执行前，在执行成本因地制宜地调整地区环境规制。第三是因势利导地调动环境规制对社会经济要素的促进作用，实事求是地去解决环境治理当中产生的错配问题。第四，是齐头并进，污染联控的环境规制空间布局，革故鼎新环境福利绩效的虹吸式路径依赖。

汇报结束后，张斯琦老师首先对葛力铭同学的汇报给予了肯定，然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1）Y变量的构造，是环境福利绩效测度，但这个Y变量的构造，它是否包含了环境规制相关的因素呢？举个例子，Y变量构造中含有工业二氧化硫的产生量。那么，如果环境福利绩效与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是正相关的，而二氧化硫产生量越大，可能又会影响城市环境规制的力度会越大。那么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内生性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2）第二个内生性比较明显的可能在构造X变量的时候，这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个测量误差，文中采用的环保词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字数占比，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如果一个发达城市，他可能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的状态，那么这个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没有描述太多的文字在环境规制方面。那么这样的带来的内生性的问题，又是如何处理的？葛力铭同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第三位汇报人是来自四川大学的荔迪。他进行了题为《移动社交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信息红利还是数字鸿沟？》。知识溢出是提升人力资本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往观点认为知识溢出需要以一定的时空为条件，而移动社交网络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但目前关于其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最新采集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以金融知识为研究对象，利用社区是否创建微信群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与三重差分模型（DDD）实证考察微信群这一移动社交网络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社区建立微信群可使群内成员的金融知识水平显著提升，并且这一效应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金融知识弱势群体中更为显著，这表明移动社交网络可通过知识溢出创造信息红利并缩小数字鸿沟。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移动社交网络既可通过其信息源渠道激励群成员学习，也可通过交流渠道促进群成员在互动交流中潜移默化地提高知识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移动社交网络广泛渗透的背景下，即使经济个体无法在空间上集聚也能产生显著的集聚外部性，充分利用网络空间思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新动能。

汇报结束后，魏杰老师首先对荔迪同学的汇报给予了肯定，然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1）对于这个移动社交网络的捕捉或者是衡量，是利用了微信群这样一个重要的关键变量来实现的，或者是说智能手机和微信群的交互项来实现的。是否考虑将智能手机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如果有了智能手机，知识外溢，或者知识的提高，能力素质的提高和改进，是因为微信群的存在而导致的呢？还是因为有智能手机之后，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例如说，推送。因为智能手机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的载体。那这可能有影响，所以文章中是否有这样的区别探讨和识别。之后，张斯琦老师也对其进行了提问：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一个DID模型，如果本文的实验组是建立微信群社区，之后应该再加一个实验发生的时间和两者的交互项，但本文的形式好像不是这样。荔迪同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第四位汇报人是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的赵汉晖，她带来了题为《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作用的实证探究：空间中介机制检验与神经网络预测》的论文汇报。数字经济在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对碳减排产生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创造性采用空间中间模型和神经网络预测来探究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本地的碳排放，但是对周边地区碳排放的作用并不显著。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降低本地碳排放，通过促进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和绿色技术进步降低周边地区碳排放，且数字经济还能帮助产业模式转变，增加本地和周边地区的产业集约程度从而降低本地和周边地区碳排放。进一步通过神经网络的预测表明，数字经济将在较为发达的地区体现出显著的碳减排效果，在数字较为落后地区不体现出明显的效果，而在数字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数字经济会体现出增加碳排放量的效果。

汇报结束后，张斯琦老师首先对赵汉晖同学的汇报进行了提问和建议：（1）文中方程里面数字经济指数用的全是DI，但是表格里面全是D1。这个最重要指标似乎是错乱的。（2）文章使用的空间杜宾模型。也就是说本地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它既受本地数字经济影响，也受到相邻地区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能否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本地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它也受到相邻地区数字经济的影响，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3）文章基准回归结果表四，就是空间杜宾模型的结果是不显著的，而文中提到虹吸效应，这个是存在问题的。赵汉晖同学对老师的提问进行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