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五届中国开放与发展研究论坛”高级培训第一场于6月4日上午8：50在腾讯线上会议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华中科技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承办，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陈波教授主持，张建华院长进行开幕致辞之后，来自香港大学的邓希炜教授针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进行了精彩的汇报展示。

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首先对各位专家的莅临表示欢迎，他提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引起了我们的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开放与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开放与发展之间存在阶段性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更需要开放的助力，在保证国家主权安全独立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本以及国际市场。中国自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已经享受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但在当前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如何处理好贸易、金融、投资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价值链的安全问题，希望通过各位专家的讲解和介绍，我们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期待此次研讨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接下来，邓希炜教授围绕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展开演讲。他以iPad在世界各国的生产与组装为例引入全球价值链这一主题。

邓希炜教授的演讲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我们为什么需要使用可供替代的方法和框架来研究增值性贸易？其次，衡量出口中的DVA（国内价值增值）有怎样的重要性？最后，关于增值贸易的有哪些事实？针对第一个问题，教授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式主要是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最终产品，自90年代初以来，供应链贸易开始兴起，通常是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公司将其专业知识与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供应链是关于在国际上制造产品、交易投入甚至任务，贸易模式、贸易政策，甚至全球贸易治理仍然主要基于传统思维。针对第二个问题，邓希炜教授引用世贸组织总干事Pascal Lamy的一句话进行说明，“技术和新参与者，特别是新兴国家，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格局。生产过程在企业和国家之间越来越分散，贸易的性质已经改变，但我们的贸易数据没有改变……许多商品都是在中国组装的，但它们的商业价值来自于其组装之前的众多国家”，因此，理清各国在其中的贡献显得十分重要。针对第三个问题，增值性贸易具有如下五大事实：第一，世界上增值性出口约占总出口的75%，低于1970-1980年代的85%；第二，以附加值衡量，制造业贸易相对较小，服务业贸易比重较大；第三，在各个国家，增值性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50%-90%；第四，双边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增值和总出口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且各不相同；第五，各国和双边贸易伙伴的增值相对于总出口的变化存在异质性。

接着邓希炜教授展示了主要生产部门的总出口与增值性出口之间的关系，对于服务业而言，由于有许多服务是不可贸易的，所以会出现总出口小于增值性出口的情况：

因此，贸易的总额应当被分解为多个部门和国家的增加值，当一种商品从一个国家出口时，该商品的价值由该国本身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增加值组成，比如一部iPhone手机从中国出口到了美国，大约有20%的劳动力和零部件来自中国，超过20%来自韩国，那应该将iPhone视为中国的出口产品还是韩国的出口产品呢？答案为：都不是。那么我们如何分解价值并将其不同部分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呢？在这里以德国的汽车生产稍做分析：用以满足需求的最终产品y的成本为c，加上原材料的进口份额矩阵A乘以c，再加上生产原材料的投入A²c，以此类推：

随后，邓希炜教授介绍了他2016年发表在AER的文章《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论文基于1970-2008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增值性出口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中国却抗住压力，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一典型事实，进行展开探究其原因。

之所以能够维持上升的趋势，可能是因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已经转向了国内含量（domestic content）高的行业，也有可能是因为国内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从而导致竞争力下降，抑或是出口商逐步用国产材料替代进口材料，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争议。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这篇文章首次使用了海关交易层面数据与企业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方法，以衡量和分析一个国家在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与总出口（DVAR）的比率，详细描述中国出口DVAR在2000-2007年上升的趋势、模式和机制，并且建立理论模型，定量评估了中国DVAR上升的决定因素。文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现有文献使用投入产出（IO）衡量行业和总的DVAR，这种方法可以捕捉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IO联系，但是企业异质性的存在可能会导致DVAR估计中的显著聚集偏差，论文讨论了企业异质性，并且允许对上升趋势进行统计测试，进一步研究了其中的微观机制，比如公司出口构成、生产成本和材料份额的变化。

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企业层面国内增加值进行定义；其次，讨论从公司DVAR到行业聚合DVAR，包括行业变动和加工出口总DVAR、企业异质性和聚集偏向、非加工和总出口的扩展；接着对企业DVAR的时间序列趋势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了企业DVAR的决定因素。研究的数据集包括2000-2007年月度企业HS 6位数商品进出口数据（美元）、中国国家统计局（NBS）的企业级制造业调查数据涵盖了样本期内销售额超过500万人民币（约600000美元）的所有国有企业和所有私营企业。

研究使用公司级和海关交易级数据推导了不同聚合级别出口DVAR的计算方法，并且发现2000-2007年，中国加工出口商的DVAR从65%逐渐增加到70%，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加工出口商用国内材料代替进口材料，这是由于上游部门面临的投入关税下降和下游部门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投入品种的供应增加和价格的下降，而非跨行业资源的重新分配抑或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导致的。

最后，邓希炜教授分享了他的另一篇文章《GLOBAL SOURING AND DOMESTIC VALUE-ADDED IN EXPORTS》的主要成果。

研究发现，福利的变化与各国的DVAR变化之间没有关系。如果DVAR的变化是由于国际贸易成本的变化，各国的福利效应都来自贸易收益，福利的变化与国际贸易份额的变化呈负相关，因此与DVAR的变化呈负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DVAR的下降通过增加贸易收益来增加福利收入。然而，如果福利也受到技术或国内贸易成本变化的显著影响，那么DVAR的变化与福利的变化之间没有任何的相关性，因为增加或减少税收的影响可能是，尽管资本增加，但DVAR增加，而福利也增加。因此，政府不应将DVAR作为决策目标，较高的DVAR可能与较高（或较低）的福利相关，也有可能与之无关。

展示结束后，在场的老师同学积极提问：

“Is there any research about GVC and DVAR trend change caused by China US trade war and the Pandemic?” 邓希炜教授回答：“我估计应该是有的，就是没有获取到最新的数据，我听说有几个学者有微观的数据去做这个问题。有新近的文章发现，他们发现整体的全球贸易出口是有增加的，贸易战之后，很多小国反而增加了国际贸易。还有一篇文章是讲中国的问题的，用中国的数据去看贸易战去怎么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DVAR方面我没有看到类似的文章去做这个。”

“从中间品层面区别于最终品，研究全球价值链理论是否可行？有没有价值？” 邓希炜教授回答：“有学者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分开跑回归，并且得出了比较显著的结论，这一点已经被证实是可行的了。”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WIOD offer cross-country-level IO tables during 1995-2014, and OECD TiVA dataset 2021 edition even offer GVC indicators during 1995-2018. I am wondering why did not you exte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o more recent year? Are you worried about the quality of IO data in recent years.” 邓希炜教授回答：“是的，质量问题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相关的数据五到六年才公布一次，而且我担心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会影响回归的稳定性。”

“有人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美国是离不开中国的，真是这样吗？（尤其是有军民两用意义的中间产品和终端产品）”。邓希炜教授回答：“完全离开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并且也不现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两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份额下降了大概25%，疫情之后我相信很多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在本地生产、本地销售，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未来的五到六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多多少少会减少，事实上美国以前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家，因为它本身的体量比较大，所以它以后也很可能回到之前那种封闭的状态。”

本次论坛的全程录像已上传至百度网盘，有需要的老师同学可由下方链接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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