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王阁） “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武汉2021论坛平行论坛（一）”于2021年12月29日（周三）上午场在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407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承办，邀请了许多期刊编辑部老师和武汉高校经济学者，以期促进专家学者之间的共同交流进步。本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校内外的本科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教师前来参与。因疫情原因，会议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形式，校外嘉宾和师生可以通过腾讯会议参与会议。

本次论坛主持人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李金华老师，共邀请了三位来自武汉各大高校的青年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分享，分别是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的程文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的班铭媛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孔令宇老师。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的程文老师，他参与会议的论文题目是《知识消费、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程文老师在现有的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需求结构中除了收入分配这一间接影响,作为直接影响的终端产品的消费结构同样重要。因此程文老师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和消费结构升级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联系正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机制所在。他在论文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制造业、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文教卫部门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程文老师对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且认为之前的研究大部分侧重于供给或需求一方，忽视了中等收入国家在迈入服务经济后其需求内部结构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相互作用以及变迁。因此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者通过中低端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完全满足其衣食住行上的基本消费需求后，开始追求更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第二阶段受制于文化、教育、卫生体系未能积累起足够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国内的高端制造业和技能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有效供给继续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升级过程。因此他提出发达经济体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构建知识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技能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机制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反馈机制。然后，程文老师通过罗列1950-2010年，45个非石油出口型经济体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典型事实，依次说明了消费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文化娱乐、教育、健康消费占全部消费比重和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变化情况。

接下来，程文老师通过构造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了四个理论假说，分别是：①文教卫部门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循环反馈效应越大，越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②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③知识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越有效，越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④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价格传导机制越大，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距将会以更大的比例传导至消费性服务业的相对价格上涨上来，导致更为严重的“成本病”。在实证检验部分，程文老师使用1950-2010年各国数据对假说进行了检验，得到了四条结论，分别为：（1）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独有优势在于文教卫部门良好的效率提升效应，高层次人力资本优异的长期增长潜力，以及知识消费良好的效率补偿机制。（2）亚洲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文教卫部门的效率提升不足，以及知识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存在问题。其典型特征表现为:文化、教育、卫生等知识消费比重呈现出严重的长期下降趋势。（3）拉美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和文教卫部门规模萎缩，使得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消费性服务业的过度扩张，从而导致“成本病”。其典型特征表现为:低效率的消费性服务业对高效率生产性，服务业的替代。（4）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点在于文教卫部门的效率提升不足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的循环反馈机制存在失效的风险。

最后，程文老师结合实证检验获得的参数估计值对中国规避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数值模拟。根据实证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他最后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分别是：第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升级。第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文教卫等公共服务业的支出比重。第三，加快服务业开放，增强技能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

孔令宇老师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文章时效性很强，基础扎实，在当今新的时代背景下讲好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故事，无论是模型、数据、数值模拟，还是实证过程，都很好地说明了文章想要表达的观点。同时，他也提出了几个可以深入探讨的观点，首先是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结构也很重要，比如研究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也会是很有特色的中国故事。其次，他认为文章模型上的边际贡献和亮点需要进一步体现。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学院的班铭媛博士，她参与会议的论文题目是《数字平台理财与居民消费改善：来自个人投资的微观证据》。首先，班铭媛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对自己的研究动机进行了讲述，选择数字理财平台作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具有便捷性、低费率并且有丰富的投资教育资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理财门槛，但是数字理财平台对居民福祉改进作用却有待研究，因为一方面，它拓宽了居民理财渠道,增加了更多财富增值机会，另一方面，它更容易使居民陷入追涨杀跌、频繁操作等投资误区。因此，她希望通过研究来发现，居民通过数字平台理财是否会带来福利改进?从消费看，如果数字平台理财能够带来居民消费改善,哪一类居民从中受益更多?因此她聚焦于财富管理这一细分金融业务领域，融合了个体消费和基金理财数据，希望为检验数字金融普惠性提供更加具体、直接、微观的经验证据。

班铭媛博士使用蚂蚁集团提供的个人微观数据作为数据支持，将核心解释设置为“是否理财”，考虑了包括居民消费、基金理财、个人特征在内的指标作为变量，同时也纳入了包括城市金融分支机构数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的其他宏观经济数据。在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之后，班铭媛对内生性问题又进行了详细讨论。她认为可能的内生性担忧主要来源于居民“是否理财”可能存在自选择，因此引入处理效应模型和安慰剂检验方法进行了处理。最后文章考虑理财时滞性和未观测的其他个人特征，采取了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并针对城市特征进行分类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对财富效应是否存在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最终发现:（1）居民参与数字平台理财会促进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2）数字平台理财参与具有普惠效应,表现在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居民、中低收入居民从基金理财参与中获得了更大幅度的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3)从长期来看,居民参与数字平台理财获得的理财收益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促进消费增长。

程文老师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该论文选题的角度非常新颖独特，但是由于限制在数字理财平台，因此样本人群的年龄集中在20-40岁，不够广泛。其次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时，构造工具变量时如果考虑多个中心应该更为合理。除此之外，考虑货币基金或者混合基金时，该如何定义像余额宝这样的理财方式，也需要考虑。最后，他建议基金涨幅的衡量指标可以使用基金的平均收益来表示。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的孔令宇老师，他汇报的论文题目是《文化差异与企业合作——基于民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首先，孔令宇老师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引出论文主题，他认为除了正式制度外，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定义了个体的价值观、信念、偏好等内在因素，从而可以影响人们的决策，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然而识别文化非常困难，一方面各个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特征，且这种特征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行政划分之外需要借助文化的载体，如语言或宗族家谱等形式来分析文化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而且文化群体度量方式并不统一，因此在实证研究中测量误差等问题不可避免，从而导致现有研究中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化因素的内生性对于因果识别提出了较高挑战。文化作为一个地区经济生活的产物，本身可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改变，经济与文化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现有研究受数据等因素的限制，利用公认的文化群体识别体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文化认同与合作的关系上，中国有依赖儒家宗族文化协调人际间信任和合作的传统，且此传统至今依然发挥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文化认同(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互交织，互相干扰，成为文化领域相关研究的挑战。而受限于数据等因素，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现代商业社会，更增加了研究相关问题的难度。

孔令宇老师提到研究民国时期银行业内的合作的动机，一方面在于民国时期存在明显的正式制度缺位，另一方面从史实出发看文化群体认同确实是影响中国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利用区域间商帮文化差异为依据构造文化认同指标，以商帮划分作为区分文化群体的基本单位，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相关文献的理论支撑，避免了对于文化认同指标定义的争议。数据上，孔令宇老师将样本范围设置为1921-1936年中国最重要28家银行。银行信息方面，同时利用了商业部银行注册登记表，二手史料的《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1921-1931)、《全国银行年鉴》(1934-1937)等多种资料。董事背景信息方面(年龄、籍贯、学历，工作履历等)，收集了大量的传记、日记、一手档案资料以及家谱网站。商帮分类和计算上，主要参考了山上金男所著的《浙江财阀论》以及现有的一些对商帮分类的研究。

实证研究部分，孔令宇老师基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在民国这一“有限信任”背景下开展实证研究，发现文化差异越小(文化认同程度越高)的银行，其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越强，其合作程度也就越深。随后他用1932至1936年联合贷款情况作为替代变量，发现假说依然成立。在考虑到文化差异变量可能具有内生性问题后，他继续利用银行在1928年后“在沪非沪”情况作为虚拟变量进行二阶最小二乘回归，发现回归结果依然显著,证明了文化差异对于银行合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班铭媛博士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她认为这篇论文具有丰富中国文化故事背景，题目新颖独到，论文所有的细节都交待得十分清楚。关于银行的三级分类，她建议可以多考虑除了地缘关系之外的其他内涵，同时社会网络关系下的名人董事对商帮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