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李冰冰、晏诗瑶、彭译萱）2021年第十届国际青年学者“东湖论坛·云论坛”平行论坛一第3组于2021年12月28日上午8：30—11：50在线上成功举办。参加会议的主讲人有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何淑雅、加州理工学院的Hao Zhao、亚利桑那大学的乔良以及山东大学的周立学，点评专家为来自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的龙妍副教授和易鸣副教授，参会专家有线下的张建华院长和线上的欧阳红兵教授、陈斌教授等人。首先，主持人龙妍老师先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并向各位演讲人说明演讲细则。

第一位演讲人是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何淑雅老师，她演讲的题目为《Don’t tell anyone I lost to a girl! Gender stereotypes and hiding low performance》。在正式进入论文之前，何淑雅老师先简要介绍了自己：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主修公共管理并辅修了经济学；硕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专业，现在是亚利桑那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她研究的领域有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即通过行为和心理的研究提高对劳动经济学问题的理解，比如：对于工人和雇主关系的性质、性别不平等等问题，性别刻板印象、社会规范和同伴压力等因素如何影响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经济决策，这些研究是通过跨文化的实验完成的。接着何淑雅老师开始了她的议题：许多文献表明如果男性的女性伴侣、同事或者同龄人比他们更成功或更有能力时，他们会不高兴，而该现象表现在男性偏爱比自己能力低的伴侣以及男性不愿意作为女性的下属上。如果确实如此，可能会产生性别平等和经济效率的问题，所以何老师希望通过实验来证明该问题的准确性。首先，何老师总结了可能会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信仰和观念：当社会的文化观念就是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成功且更有能力时，男性表现得比女性差的社会成本会高于女性，而由于文化差异，不同国家的社会成本会有所不同。据此，何老师提出三个问题：1.男性是否比女性更不愿意向同龄人透露自己的低水平表现？2.如果男性的表现不如女性而不是男性，他们是否更不愿意这样做？女性如何？3.美国和中国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针对这三个问题，何老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实验方法表明不同性别的人们愿意揭露差表现的意愿。结果表明：1.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被视为失败者，这一观点在美国的实验中没有得到支持；2.在中国的实验中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不喜欢被与其配对的人超越，无论对方的性别如何；3.这两个地区的女性对竞争对手的性别更敏感。在中国，女性不太愿意输给男性。然而，美国的女性更不愿意输给男性。所以，何老师在美国的实验提出新的发现，与普遍持有的先入之见和许多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中已有的发现相反。最后，何老师提出来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

演讲结束后，陈斌老师先表示该研究的有趣性，然后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竞赛理论的异质性（即不同性别的人一起合作）会对每个人的激励和努力有消极的影响，那么该实验和竞赛理论是否有一些联系；二是该实验是否考虑到即使没有揭示某一方输的消息，但揭示赢家的信息会间接披露输家的问题。何老师表示该实验是假设所有人付出全部的努力，而竞赛理论确实会对实验有一定的影响，男性为了不输掉比赛可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当相同性别（都是女生）的一组知道最后会揭露努力程度的话可能不会付出全部的努力。而该实验机制可以保证虽然赢家知道自己赢了，但如果输家不愿意披露的话，其他人不知道输家是谁。最后，龙妍老师做了最终的评讲，她表明社会心理学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何老师的实验是很清楚并且细致的，并且对多国家文化进行实验对比非常有意义，未来可以深入挖掘一些细节，比如实验中一阶信念和二阶信念的问题，即你认为谁可以做的更好跟你认为其他人认为谁可以做得更好中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且符合现实的话题。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郝钊，他演讲的题目为《The Reallocation Effect of Emissions Cap-and-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首先，赵老师提出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污染管理方法有设定总排放量和交易污染许可证，而中国在2006年之前对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只有较低的排放费，自2006年以来，每个省的减排任务（设置总排放量），自2009年以来，一些省份开始实行排放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赵老师展示了2006-2013年两种管控方法的产出水平和COD排放量数据对比。据此，提出问题：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方式排放限额和交易会导致生产方效率相对于排放限额的提高？而赵老师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发展了一个垄断竞争下的异质企业模型，解释了我国COD总量管制和交易计划导致产量增长的机制。在理论分析中，当肮脏投入（排放）和干净投入（劳动）是总替代品时，其结论为：1.相对于基准均衡，按比例计算的排放上限导致排放的负重新分配：企业层面的排放强度下降，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下降幅度更大；2.相对于限额均衡，排放限额与交易导致排放许可的正向重新分配：高生产率企业排放强度增加，低生产率企业排放强度下降，且高生产率企业排放强度变化更大；3.相对于排放上限，限额与交易政策导致了更大的总产出，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排放强度。在实证检验中，赵老师通过中国企业层面的排放数据使用DD/DDD的计量方法验证了理论分析中的预测。

演讲结束后，龙妍老师先对该文章进行了点评，龙老师表示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区别于传统的减排议题，该文章中提到了减排成本的降低不必然等于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而整篇文章的模型到实证的过渡也十分自然。当被问到自己的其他研究和今后的方向时，赵老师介绍到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运用微观理论和实证结合的方法解决环境经济问题，比如企业如何影响环境法规，国际贸易对企业环境战略和结果的影响，环境市场设计等等；此外他还利用实验经济学检验微观理论。接着，陈斌老师也表示很喜欢这种研究环境经济学的视角，相对于其他做环境问题的学者，赵老师提出的环境问题及解决方法都是原滋原味的经济学，并提到本院关于环境研究的重视。张建华院长随后提到现阶段许多学者解决环境问题都是利用过去的数据，更多地得到过去的结论，而赵老师提出的机制设计则是面向未来，那么是否有基本的考量来面对什么样的机制，赵老师表示他正思考设计一个市场机制分配碳排放使得市场更有效率。

第三位演讲者是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乔良，她演讲的题目是《Traffic Apps and Traffic Congestion: An Experiment》。首先，她讲解了该议题的来源：交通拥堵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浪费时间，污染环境，而像高德/百度地图这样的交通应用程序突然变得广泛起来，根据过去和当前的交通信息为用户提供估计的出行时间，帮助他们做出出行决策，那么向每个人提供交通数据一定比向部分人提供要好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如果太多的人同时对拥堵做出反应，就会出现过度反应。对于该假设，乔老师关注最简单的非对称运输系统:两种不同容量的路线，采用自调整经验加权吸引（EWA-lite）学习模型，根据拥有交通信息人数不同设置四种处理方法来求解路径选择问题。最后，得出结论：1.提供交通信息有助于提高交通效率；2.从短期来看，只向部分人提供信息更好，因为让全部人知情会发生过度反应；3.从长期来看，向全部人提供信息和向部分人提供一样好；4.有信息的参与者为没有信息的参与者提供了正外部性；5.参与者拥有信息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其他有多少人拥有信息。

演讲结束后，首先易鸣老师先询问了在已发表的论文中，乔老师的贡献有哪些，乔老师答道她参与了实验的设计、编写了所有的程序、参与了所有的实验、收集分析了所有的数据和结果、做了数值模拟、写作了结论部分，也就是参加了论文的每一个环节。接着，易鸣老师说到在经济学的关联博弈中，尤其是本文的博弈，每个人偏好于和其他人的选择不一样，这一定会有多重均衡的存在，解决方法一是贴上标签，这也是目前许多导航软件正在努力的工作，另一个就是引入信息摩擦，而乔老师的实验是否采用传统意义上的方法，而实验中每个人的行为可能是不理性的，如果假设成理性，对EWA-lite有什么影响。乔老师先肯定了自己实验确实是传统的解决方法，然后说到最终的实验结果确实支撑了EWA-lite理论模型的预测，说明其他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很大。然后陈斌老师询问道乔老师的主要方法是实验经济，那么以往的工作中是否涉及到理论模型，乔老师回答道她有一篇文章是运用了博弈论的理论模型。当被问到可以教哪些课程时，乔老师表示对于本科生她可以教所有课程，而对于研究生她倾向于教自己研究领域的课程比如实验经济学。当被问到是否只做网络实验时，乔老师表示比起网络实验她更倾向于实验室实验，这更好控制，最终的结果也更加可信。当被问到以后是做所有方向的实验，还是倾向于做自己主攻领域的实验（应用某一场景）时，乔老师表示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还很多，但目前自己更偏向于信息经济学和隐私保护问题。

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来自山东大学的周立学，他演讲的题目是《Optimal Favoritism in Contests with Identity-Contingent Prizes》，首先周老师指出竞赛就是参赛者通过付出努力成本争夺奖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有很多竞争包括研发竞争、寻租竞争、政治竞选等等，而竞赛组织的目标则是总业绩水平或者赢家的业绩。常用的两种方法有：完全识别性的（全支付拍卖：获胜的玩家是业绩最大的玩家）或者不完全识别性的（获胜者可能不是业绩最大的）。本文考虑的是在一个竞赛中存在一个强者和一个弱者，组织者的策略选择可以选择给强者更高的激励或者给弱者一个更高的激励，而不同的策略会有不同的结果。正一些创新公司现所面临的难题，公司是应该给拥有更多资源的更强团队更多奖励还是应该给拥有更少资源的较弱团队更多奖励来实现最好的研发结果。传统文献大多是给弱者偏袒激励强者也付出更多努力以使竞赛更加平衡，而该文不是在赢家选拔阶段进行偏袒而是在奖励阶段实施偏袒，最终讨论什么样的偏袒方案是最好的？有没有可能对强者实行偏袒？结果表明：1.只有当竞争能够充分识别时，给予弱者更高奖励才有效，即所谓的“平衡效应”；2.当竞争中有很多噪音时，应该向强大的玩家提供更大的奖励，此时竞争本身超越了竞争环境，继续偏袒弱者削弱了平衡效应的有效性。

演讲结束后，龙妍老师先表示整篇文章的模型和结论都很清晰，那在传统的假设框架下，本文提到的当r值越低（越难识别）应该偏袒强者，当r值越高（越容易识别）应该偏袒弱者的主要结论是否还成立。周老师指出现有文献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是无论r取什么值，都应该对弱者进行偏袒。龙老师再次问到文章中设定的给不同的参赛者不同的奖品，在现实中如何解释，周老师举了一个现实生活中内部竞争者和外部竞争者奖励不同的例子。当被问到当前在做的工作、今后的研究方向、现有成果的贡献以及以后的教学方向时，周老师也一一进行了详细地回答。最后，大家都对周老师本科期间两年服兵役并参加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的经历感兴趣，周老师说到当时对未来的人生规划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就读期间有这个机会就去了，不过这段经历确实让他以后做事情更加认真有耐心，对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1年第十届国际青年学者“东湖论坛·云论坛”经济学院分论坛平行论坛于2021年12月28日星期二下午在经济学院310会议室顺利举行。来自经济学院的7位教授及来自昆士兰大学的博士生李俊乾、来自罗彻斯特大学博士生Vi Cao、来自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博士生赵玮、来自图卢兹经济学院的孙伊满博士共3位国际青年年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经济学院陈斌老师主持并担任点评嘉宾。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昆士兰大学的博士生李俊乾，他的论文题目是Expert, Trust, and Competition（专家、信任和竞争）。李博士在报告中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动机、模型及其主要研究成果。文章主要有三个结论：第一，当专家有过度诊断的动机时，仅仅重复的互动并不能产生任何信任。第二，若存在重复互动和专家竞争，信任是可持续的平衡。即均衡信任随着专家竞争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第三，重复的竞争确实会减少过度诊断，增加信任。文章通过在5种治疗方法：基线治疗、重复垄断治疗、重复双寡头治疗、第二意见治疗和重复第二意见治疗，在实验室中进行实验验证理论，同时，为达到最好效果实验还设定了进行随机停止。实验结果表明：“重复垄断”不会减少过度诊断，反而会微弱地增加信任度。在重复垄断模式下，期望福利较低。与重复垄断相比，重复双寡头垄断显著增加信任并减少过度诊断(1%水平)。第二意见在一次和重复博弈中都没有显著减少过度诊断。随着重复第二意见，信任度逐渐下降。

报告完毕后，陈斌老师对李俊乾博士的工作进行了简单回顾，对其整体模型和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高度肯定，李俊乾博士表示该文章的实际背景是从美国一具有争议的商业案例出发进行分析，在构建模型进行理论实验得出结果后发现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与实验得到的结果相同，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然后陈老师提出了希望继续打磨文章的文字使得文章条理更清楚、逻辑更清晰这一建议。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罗切斯特大学的博士生Vi Cao，她的报告主题是Epsilon-Efficiency in a Dynamic Partnership with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具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动态伙伴关系中的epsilon -效率）。

Vi Cao在报告中论述了文章的研究动机、研究问题、模型及其主要结果、并在完美贝叶斯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投票机制。文章试图通过解决在合作团体中因忽略个人边际努力成本而导致的道德风险损失和逆向选择损失，主要研究了一种具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动态伙伴关系。为了解决道德风险，文章遵循Rahman和Obara(2010)的建议:允许机制设计师私下向每个代理推荐努力。为了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文章假设合伙关系是动态的，并显示出跨期互补性(没有同时的互补性)，证明了差异的增加:在激励代理人如实报告的真正类型建构转移中，代理人从超额报告中获得的收益正在增加。最终设计出了两种动态机制解决以上问题，分别是：设计了满足的直接(利润分配)机制，使得epsilon-效率周期贝叶斯激励兼容性临时个体理性后预算平衡。最后在实验完成后设计了一个投票机制，实现了关联PBE中与直接机制相关联的利润分配规则。Vi Cao博士表示，基于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后续有志于在医疗保健方面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例如解决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医生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或保全自己的财物状况而过度治疗自己的病人这一问题。

报告完毕后，陈斌老师首先对Vi博士的报告进行了简单回顾，对其应用价值进行了高度肯定，接着从数据来源给出了可以从发达国家拓宽到发展中国家的建议。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巴黎高等商学院的赵玮，他的报告主题是Dynamic research progress report（动态研究进展报告）。赵博士在报告中指出：第一，专家因不受到经费限制能够作出更加理性的选择；第二，这是偏好偏差的唯一来源，偏好偏差导致信息披露不充分；第三，我们证明了最优的报告政策可以通过如实报告和延迟报告来实现。同时讲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逐步选择最终达到最优策略。该文章通过两个社会现象来说明验证结果的准确性。其一，在新冠疫情公开募集研究进展披露的背景下研究疫苗生产商在信息披露实验结果后，面对不同想要购买疫苗的国家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自由。其二，博士生和导师合作的项目中根据项目管事给出的结果判断自己是否继续该项目。文章根据这两个实验进行理论检验后给出了后续发展方向的说明。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图卢兹经济学院的孙伊满博士，他的论文是题为A Dynamic Model of Censorship（审查制度的动态模型）。文章研究了一个不确定类型的代理，它的项目带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评估者必须决定是否和何时解雇代理之间的交互作用。代理可以向评估者隐瞒坏消息，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这样做可以确保她的任期显著增加的话。当坏消息是决定性的，审查制度伤害了评估者，好的代理人，也可能是坏代理人。然而，当坏消息没有定论时，审查制度可能会使所有这些玩家受益。这是因为好代理比坏代理更积极地审查坏消息，从而提高了信息的质量。最终结果表明高额审查的动态模型，主管代理人比不称职代理人更积极地审查，同时审查制度可以提高信息质量，提高审查制度对每个参与者都有一定的好处。

陈斌老师首先对孙博士的文章进行了简单回顾，并对其实验应用进行了高度肯定，但也同时提出了如果想要进一步进行关于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也需要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进行模型调整，并将原始数据替换成为国内有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