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晚，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一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颁奖典礼期间，第六届张培刚经济学纪念讲座在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新结构经济学”的主题演讲。

以下内容为演讲实录：

张院长、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我非常感谢刚才张院长非常热情洋溢的介绍，我更感谢张院长的邀请来做第六届张培刚经济学纪念讲座，张培刚先生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这些年我做的工作基本上是沿着张培刚老先生的道路往前努力，并且我也是第一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著作奖的获得者，所以今天感到特别荣幸能够来做这个纪念讲座。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想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谈谈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就是我现在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40年前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如果回顾这40年的成绩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我相信各位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奇迹”二字。因为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6美元。而世界上被认为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数是490美元，也就是我们当时连它1/3都没有达到。我想在座比较年轻的同学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好像世界上任何的贫穷国家和地区，中国当时81%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这也就是张培刚先生要研究农业国怎么样转型、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而且当时84%的人是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一天1.25美元之下，并且当时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经济，因为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1%，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5.6%，两项加起来只有9.7%。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90%的国民生产跟国际是不接轨的，同时很少产品出口，只有10%；在这些产品当中75%是农产品或是农产品加工。在这样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从1978年到去年2017年，我们取得的平均增长速度每年达到9.5%，这样的速度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给我们提出的发展目标是20年翻两番，小平同志提出这个发展目标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当研究生，当时很好奇，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多少？当时没有像现在有计算机，或是有手机按几下就可以算出，20年要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多少？当时我用手算的发现20年要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7.2%。我作为学习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生，不相信这个数目是可以达到的。因为在发展经济学有一个理论叫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除了大的自然灾害或是战争过完以后的恢复期有可能以7%的速度增长，在正常状况下是不可能达到7%的增长。所以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我个人是没信心的。而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对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目标不敢质疑，不敢问其他同学相不相信。可是那时候北大有外教，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位纽约大学的经济学者。我就去问他现在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是20年翻两番，我算的结果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7.2%，我就说老先生你见多识广，中国提出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达到？他听了以后跟我一样摇摇头认为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当时我的看法是说小平同志提出这样一个增长指标，是设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目标，然后鼓劲大家往这个方向努力。20年平均每年不能达到7.2%，达到6.5%也不错，达到6%也不错。当时我确实是这么判断的。可是现在我们不是说20年平均每年7.2%，我们现在是39年平均每年9.5%。7.2%跟9.5%差距好像不是那么大，可是现在大家可以在手机上的计算器稍微按一下算算看，其实不是20年，而是过去这39年里平均每年7.2%的增长，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会是1978年的15倍；但是我们以比7.5%每年高2.3个百分点持续地上升，我们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34.5倍。可以讲在人类经济学上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以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并且我们是改革加上开放。在过去39年当中贸易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平均每年的经济贸易增长速度达到14.5%，贸易总量增加了差不多200倍。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将近40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10年的时候出口超过德国，变成世界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产品当中97%是制造业产品，所以现在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我想大家也知道，从工业革命以后有几个国家曾经被称为是世界工厂，最早的时候是英国被称为是世界工厂；到了19世纪末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被称为世界工厂的是美国；二战以后被称为世界工厂的是德国；现在中国是世界工厂。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最大贸易国，并且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0%，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这些年稍微降下来，也在35%左右。在所有大国（所谓大国我把它定义为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中国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是最高的，美国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我们是30%以上，日本也是第三大经济体，它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就只有20%上下。我们超过30%。所以如果从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讲，我们是所有大国当中最开放的国家。在2014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前面提到在1978年的时候人均GDP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都没有达到，现在我们的人均GDP是它的5倍左右，这就相差15倍。

并且在过去这40年当中，我们有超过7亿人摆脱1.25美元的贫困线，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非常荣幸在2008年的时候到世界银行当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位置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学最高的位置。我是第九任。前面八任都是在美国或者欧洲著名大学的属于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同时有非常多的行政经验，包括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甚至当过财政部部长，当过中央银行行长，有非常多政策的经验，又是在学术上造诣非常高的经济学家才去当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为什么有那个荣幸去当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学家当中最高的职位，最主要就是水涨船高。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很多国际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等国际发展机构，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但是在2000年以后一回顾二战以后的成绩，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这些贫困人口排除掉，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减少，而且还在增加。正是因为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绩，这些国际发展机构有几十年的努力取得的成效。我想也就是这样子我才有机会到世界银行去当首席经济学家。回顾起来这确实是人类经济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成绩。我想在座各位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欣慰的，因为我们是这场奇迹的参与者、贡献者、见证者，而且是这场奇迹的最主要受益者。

在过去这40年取得的成绩确实是在人类经济学史上不曾有过的，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却让我们感到相当的迷惑，因为在过去这40年当中基本上隔几年就来一次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且说得好像很确信。可是再回过头来看，中国是这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崩溃的国家。并且不只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出现危机、自己经济没有崩溃，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出现经济危机、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们还对它们的经济复苏，它们经济的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明显的就是97、98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东亚是二战以后发展最好的地区，但是97年突然间从泰国开始爆发了危机，经济出现了崩溃，然后迅速地蔓延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地区。危机爆发的时候也是愁云惨淡。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看法是东亚可能从此一蹶不振，要花1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有可能恢复生机。但是东亚经济体普遍到了2000年就又开始恢复到97、98年之前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东亚能这样子？其实最主要的是中国。在东亚爆发金融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表象就是它们的货币急剧贬值，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口是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此当时很多人猜测中国可能也会货币贬值来维持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当时我们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乘人之危，所以人民币没有贬值。而人民币没有贬值就给东亚经济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安定的保护。那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急剧贬值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对它们的经济、对它们的货币没有信心。如果说要恢复它的货币信心就要去积累它的外汇储备，积累外汇储备就要增加出口赚取外汇才能积累储备。如果说中国当时人民币贬值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危机，我们竞争力会比较好，就会出现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竞争性货币贬值：中国贬值，其他国家为了赚外汇就跟着贬值；如果贸易对我们重要，其他国家贬值我们就贬值。这样轮番贬值就会像暴雨中船失去了锚，大家对未来很迷茫，经济就很难稳定。中国讲我们是大国，我们人民币不贬值，所以给整个东亚经济提供了稳定的港湾。在周边的国家经济体发生危机时，我们还保持着8%的强劲增长，所以也拉动了周边经济的增长。因此到2000年的时候这些东亚经济体都开始恢复危机之前的强劲增长。10年前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它来自于2008年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美国第五大国资银行突然间崩溃，导致了整个纽约股票市场的崩盘，然后从美国迅速地蔓延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来势汹汹。从各种指数来看，股票市场在发达国家普遍两三个星期之内崩溃超过40%，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普遍下跌超过50%，国际贸易急剧萎缩。这种指标来看比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导致整个30年经济大萧条时候的冲击都还大。所以当时有很多人人心惶惶，认为可能出现30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现在看来到2009年的时候，国际经济开始站稳了脚跟，即使没有完全复苏，没有继续直线下滑。中国同样作为一个很负责任的大国，在2008年底的峰会和这些国家领导人达成共同协议，美国推出积极财政政策，中国推出4万亿，在2009年第一个季度经济就恢复增长。其他市场经济体在第二个季度经济就站稳脚跟恢复增长；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下半年经济站稳脚跟，没有继续下滑。中国对2008年这场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以来最大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恢复稳定，中国同样作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自身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一个事实，但为什么在这40年当中老是隔几年来一次中国经济要崩溃？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是非常值得去思考和探寻的。国际上为什么老对中国没信心？1978年我们改革，不只是中国，所有发展中国家80年代、90年代都在跟我们进行一样的改革开放。而且也不止是社会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南亚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都在经济转型，都在向以中国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转型。在转型的时候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在计划经济没搞好，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没搞好，或者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经济没搞好？当时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计划经济国家有太多的政府干预、政府的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经济效率非常低。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是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效率才会高。当时的认识是这样的。我想在座各位都是学经济的同学，教科书上面也都是这样讲：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然后由市场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这样才会成功。可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或是像拉丁美洲、非洲国家在转型之前基本上价格都由政府决定，就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因此在78年我们开始改革，80年代、90年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认识说，这些国家、这些经济体效率不好是因为政府失灵造成了整个经济效益的下滑，要向市场经济转型才能够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当时的看法，就是后来所讲的华盛顿共识的观点。首先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市场的竞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各种价格因素；并且由价格的高低来配置资源。所以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必须市场化，不仅是要市场化，如果市场再用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马上连带的就是必须把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什么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当时的看法从产权理论看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些企业是国有的，又有什么效果呢？这些国有企业当它在市场上购买物品，市场价格高了，按照理论来讲市场价格高了就要少用、节约，这样效率才能提高。但如果说这个企业是国有的，它不在乎，因为亏了本以后国家会补贴。既然国家会补贴，那它不在乎会亏损。这样的话市场的价格信号就要失掉引导资源配置的功效，失掉提高效率的功效。同样，如果这个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价格增加了，国有企业收益增加了，但因为收益交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没有积极性研究新产品。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那产权就必须私有化。第三个改革措施是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平衡。原因是，如果赤字增加，那就会货币化，货币化以后就会有通货膨胀，如果出现高通货膨胀，那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就会丧失。所以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第三点就是稳定化的前提，就是政府必须保证预算平衡。

这三个改革措施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逻辑非常全，而且非常有道理。1992年，当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当过财政部部长，也当过哈佛大学校长，并且是克拉克奖的获得者）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怎么转型，整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必须以休克疗法的方式把现在所讲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以及稳定化的措施同时执行，才有办法从政府主导的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当时认为这样转型了以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就会马上改善。当时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会下滑一点，但是只要把这三个措施、三个改革到位，让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改革到位，效率会马上提高。当时中国采取的不是这个方式，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方式，也就是在转型当中实行所谓“老人老办法”（对于资本密集、规模大、与就业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业，在转型期间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同时推行了所谓“新人新办法”，对于一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在转型时受到抑制的产业我们开放补助，让它去发展。

我国的经济在转型期当中有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市场经济。当时国际上还有一个共识，认为这种半市场、半计划的经济是最糟糕的经济。当时认为这样一个经济会比计划经济还糟，因为一旦放开了市场以后，很多人就会去套利、寻租，结果就会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也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这种资源的错误配置如果改正不过来，带来的是腐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然后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当时认为这种经济会比计划经济还糟，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市场寻租机会，就没有腐败的机会，没有收入差距扩大的机会。理论上好像很清楚，这也是当时的共识。根据这种看法，中国当时采取的是这种最糟糕的方式。当时提出的理论议题（比如说寻租）在中国确实发生了。80年代的一个新兴行业叫倒爷。这种新兴行业的诞生是因为，80年代我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渐进双轨就出现了，计划分配物资一转手就可以获取暴利，所以这些倒爷就想方设法去贿赂政府官员批计划物资。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没有这个积极性，在计划经济时代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必须有票子加钱才能买到东西。渐进双轨改革以后开始买得到东西，大家会去赚钱的积极性更高了。在计划经济转型之前，你也不敢有钱，因为大家都是工资制，如果有钱大家马上问你钱哪里来的，所以也不敢有钱。可是有双轨渐进的改革以后，钱的来源就多了。比如90年代以后股票市场的发展，钱可以是炒股赚来的，查也查不到。

当时有声音反对中国双轨渐进改革，认为这是最糟糕的方式，他们所讲的这些问题在中国不是没有出现，可是中国的强劲增长又是事实。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放慢，大家马上认为，说你有问题果然是有问题，然后就说你要崩溃了。可是现在反视过来，在80年代、90年代转型的时候，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讲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去做的这些国家，它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不像我们稳定和快速发展。我们双轨渐进有问题，确实出现了腐败的蔓延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推行这种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的国家，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都有，而且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苏联东欧国家的研究，他们的腐败、收入分配问题都还比我们严重。并且在转型当中表现比较好的少数几个，像越南、柬埔寨，它们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跟我们一样基本上是双轨渐进的国家。不仅是东亚经济体是这样，在前苏联国家当中两个表现最好的，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白俄罗斯，它们大型国有企业同样没有私有化，然后看东欧国家当中两个表现最好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同样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我不是讲它们的国有企业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但是问题是那些用私有化产业改革解决企业问题的国家，经济表现更差，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的指标、或者腐败的指标来看都比我们差。

我们学习理论、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什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前面讲的这些问题，这些理论，或者改革措施从认识来讲好像很清楚，但是达到的目标来讲基本上都是事与愿违。不仅在转型问题上面是这样，其实在发展问题上面也一直是这样。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落后国家、落后地区普遍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为了帮助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现代经济体当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分支叫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先生也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在二次大战以后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就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现在一般把它叫结构主义。这个结构主义当时对发展中国家怎么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看法是这样的：实现服务业和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是民富国强，让老百姓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有那么高的收入，能够过上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是民富；然后是国强，让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可以跟原来那些殖民国家平起平坐，你要能够跟他平起平坐，你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或者这些前殖民国家一样非常强大，这是目标。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要让一般居民能有跟发达国家一样的收入水平，那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否应该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么样才能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产业技术水平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这是当时的认识。国强要依赖国防工业的成果，当时的国防工业也是最先进的资本密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的产业。当时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他们想做的就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快速地发展起这些先进资本密集型技术非常密集的现代化产业，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这个逻辑是两个信息，发展中国家穷，就是因为没有现代化产业，发展中国家弱，就是没有现代化的这些大产业。这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现代化的大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当中都发展不起来，既然在市场经济当中发展不起来就代表市场失灵，市场不能把资源配置到发展这些现代化大产业，所以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让市场失灵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不诚信，他们的市场对价格信号不强等等。既然是市场失灵，政策就应该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与现代化的大产业来克服市场失灵，他们这样的政策取向有的国家叫重工业优先发展，有些国家把它叫进口替代产业，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来主要出口都是矿产资源、进口工业资源，现在它自己要发展这些先进的现代化制造业，他们就需要进口，叫进口替代产业。这个思路非常清楚也非常有水平，按照这个思路去做的政策国家，一般会有五年最长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确实能把现代化产业建立起来。但普遍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普遍出现的问题是等到把这些现代化产业建立起来时经济就开始停滞，然后就开始出现危机，然后发生各种问题，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而且还在扩大。在50年代、60年代当中沿着这条思路去做的，成功的非常少。从数字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200个左右发展经济体，到现在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在1960年的时候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的时候能够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小，另外一个是日本跟亚洲市场；并且从1960年到2008年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能够超过10%的只有28个，还有18个不仅没缩小，人均GDP还扩大超过10%。从这些数据来看，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深陷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而少数几个能赶上的，在其发展政策推行的时候，从当时的主流发展理论结构主义来看是错误的。前面谈到那13个能够发展好的经济体当中有5个是东亚，其他因为本来差距就比较小。东亚这5个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发展政策并不是像结构主义所界定的克服市场失灵去发展现代化的先进产业，它们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的小规模产业开始，它们不是进口替代，它们是出口，而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发展的产业那么先进，生产力水平那么高，而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的小规模的产业，生产力水平怎么赶上发达国家，但是现在看来只有它们成功了。

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前面讲从认识世界角度来看，比如说转型，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些转型中国家出现他们的问题就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政府失灵造成的，理论可以讲的非常清楚，按照他们做的结果这些国家经济崩溃。发展的问题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是重工业优先发展，应该是进口替代，理论也那么清楚，但是科学的结果是经济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采取的政策是从那种传统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但当时被认为错误的。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差距，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所用的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且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然后就要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有非常现代化的产业，生产水平高，收入水平当然高，老百姓当然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国家强盛。发展中国家当时传统落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收入水平低，生活就差，国家水平就弱，所以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去拥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出发点和逻辑非常清楚，但效果很差。在转型时也这样，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基本上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像发达国家那样做。发达国家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产权以私有为主，价格由市场决定，一般政府赤字很少，而发展中国家是价格政府决定，产权以国有为主，赤字水平也都和发达国家不同。所以当时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去建立跟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有效市场经济体系，要私有化、发展现代化产业等等，出发点很好，但是效果很差。

我从87年回国以后有幸参与中国这场改革开放的历程，一方面观察、一方面思考，如果真的是希望以我们的知识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那社会科学家应该接受与跟自然科学家共同的标准。自然科学家必然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但是现在社会科学家好像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当作两张皮，在讲发展中国家问题可以说的头头是道，但是问题按照那样做普遍没有解决问题，甚至把问题搞得更糟。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当了解我们问题背后成因是什么？我们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什么？然后根据这种理解来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研究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时候，这些年我一直强调回到亚当斯密，当我说回到亚当斯密的时候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结论。分工提高效率，分工程度决定市场规模是他的结论；市场当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只要放开让市场去配置资源，每个人追求自己独立最大化，会保证社会独立的最大化。这些是亚当斯密说的没错，但是这些是亚当斯密研究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我说回到亚当斯密是围绕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其实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非常诚实，他的书的标题就把他的研究办法提出来，对国民财富的性质或者本质以及它的原因或者它的决定因素的研究。既然我们想研究的是发展问题，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发展表面上看到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是发展的一个表象。收入水平不断到底怎么样才能不断提高，那必须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什么东西决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每个劳动者怎么样生产出越来越多越有价值的东西，必须在现有产业上进行不断创新，以及新的附加价值的产业表现，比如说农业、工业。工业的附加价值比农业更高，可以把劳动力资源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就这样不断进行，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不断提高。配置到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产业，这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这些附加价值越来越高的产业，它的资本会越来越多、成本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去降低这些新的产业获得资本的成本，必须有跟它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安排。它用的手段越来越多，基础设施越来越多，像电力，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远，道路和港口这些基础设施就会上升。并且在交易早期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都是熟人社会，交易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广、价值越来越高，交易的人越来越不认识，所以必须有合同，而且必须有执行合同的精神，这是所谓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随着技术变迁产业升级不断完善，交易费用才能让这个生态出现。经济增长本身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的配置，这是经济增长的价值。

但是，为什么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不一样，就导致了它的生产力水平不一样？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很高，收入水平很高，因为它是资本密集产业。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很低，都在传统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为什么有产业结构的不一样？仔细想起来它的决定因素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禀赋结构，禀赋在经济学中首先是要素，也就是从亚当斯密开始讲的资本、劳动、土地资源，这些要素禀赋在每一个时间给定上是给定的，随着时间可以变化。发达国家的特点是什么，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造成了它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当然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资本系统是短缺的，造成的结果是有比较优势的土地、资源密集的产业农业，或者劳动力用了很多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从这样的分析来讲，收入水平不同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是因为要素禀赋结构不同。要素禀赋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然而实际上对经济学家来讲，除了研究国际贸易的时候，对要素禀赋基本上忽视的。要素禀赋对经济学家来讲是最重要的参数。一般做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讲收入效应、替代效应、预算效应，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的总预算，不同国家的政府有相对丰富程度，这个相对丰富程度就会决定替代效应。一般经济学研究这个问题就把这个忽略掉。当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从低收入进入中收入到高收入，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必须提高产业技术结构水平。可是既然产业技术结构是要素禀赋结构，要从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用的比较多，资源用的比较多的产业，向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转型升级，既然是内生决定，要素禀赋能否改变？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力人口会增加，自然资源一般先假定它是不变。劳动力增长很慢，资本靠积累的速度，有的国家积累快，资本增长的快，有的国家积累慢，资本就会增长的慢。如果说发展目标是最终提高收入水平，中间是提高产业结构水平，但切入点是改变要素禀赋结构。

怎么样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最好的方式是根据当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比较现代化产业技术，在全世界市场化里面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可以最低，但如果同时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你就可以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你就会创造，从企业来讲创造利润，从整个经济讲创造剩余。资本是剩余的积累，如果创造的剩余越多，可能去积累的资本来源就越多，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资本投资回报率就越高，有最大的剩余和最多的资本投资回报率，那这样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就会最快。这样，逐渐从本来是劳动力相对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渐渐变成了资本相对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当然，在市场经济当中企业家会按照这样，自发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必须有竞争性的市场。在竞争性的市场当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被反映成各种要素的价格相对高低，那就会引导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当随着资本积累产业技术要上去，相应的软件基础设施必须完善，这有市场协调问题。单独的企业家很难协调这些，所以必须有有为政府。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结构主义失败。结构主义失败就是因为它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它只看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很高，是因为它的产业的资本密集度非常高、非常的现代化，所以它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只看到这一个。它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水平很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导致收入水平低，但是他没有想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它要素禀赋结构很高，资本非常丰富。在资本短缺的国家要去发展资本密集型的这种大产业，它是无法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必然会亏本。当时结构主义认为市场失灵，现代化大产业在市场经济当中发展不起来，但是发展不起来并不是市场失灵，是因为它不能盈利，因为它违反了比较优势。可是第一代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建议发展中国家用政府干预扭曲的方式来发展现代化产业。东亚根据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它们为什么成功？因为正好利用了它们的比较优势，这些东亚经济体在发展早期资本非常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它具有比较优势的当然是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东亚经济体政府也在推动经济发展，就给它们创造了基础设施完善、制度完善、必要的资本资源，把它们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它符合比较优势，又有竞争优势，当然可以出口。看起来像出口导向，出口导向在这里也是一个结果。能够增加出口创造剩余积累资本、外汇，就能够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中后来者就有后来者的优势。在升级的过程中因为在国际产业技术被大量引进消化吸收降低它的创新成本，因此它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地技术创新、更快速地产业升级带来更快速的收入增长。其实改革开放以后也是这样的，过去这30多年、40年能够以9.5%的增长，发达国家顶多3.5%，我们是它的3倍速度增长，并不是我们发展比它们多，我们是技术创新速度快。但是我们创新技术大量是消化吸收。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华盛顿共识所讲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这样的改革一下子要把现在的市场体系的安排下来，但是不成功。最紧要就是这些转型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拉丁美洲或是非洲国家，它们在二战以后取得政治独立、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后普遍都跟中国一样，都想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按照当时结构比例去发展现代化大产业。这么努力也不能说一点成果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自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能够70年代卫星上天，推行这些战略能够建立一大批资本现代化运行看起来很先进的产业，但是仍然有比较优势，开始是靠投资拉动，但是投资的资源越来越少，各种社会政策的出现。在80年代改革的时候华盛顿共识也错误地认识了一点。

那些干预扭曲是怎么来的？其实那些干预扭曲也是内生的，是内生保护补贴那些规模很大、资本很密集型的现代化大产业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些保护补贴，那些现代化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开放竞争市场当中活不了，因为没有优势企业的自生能力。因此按照华盛顿共识或者新自由主义的看法，确实证明干预带来资源的错误配置。但是如果把这些干预都取消掉结果会怎么样？那些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就要垮台，垮台的结果就是大量失业，有大量失业以后就没有社会资本和竞争力，会不会让那些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垮台呢？它影响的还不只是几年。它当中有很多跟国防安全产业相关的。如果让这些现代化大产业都垮台，那就会像现在乌克兰。乌克兰当时追求特别彻底，乌克兰本来可以生产航空母舰的、全世界最大的飞机，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大的飞机。它的飞机机身长84公尺，也可以生产原子弹。90年代转型就按照华盛顿共识，把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全部搬去了。所以中国还是一个受益者，乌克兰不生产飞机，那些蓝图不就白费了，就卖给中国，单单蓝图就超过10吨重。这些年运输机、战斗机进步非常快，就是因为乌克兰卖给我们，结果它的国防实力就没有了。为了国防安全以后，即使把这些产业私有化也不能让它破产，还是要它。

在90年代的时候我在国内和国外很多场合谈过，当时普遍看法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造成了约束，是因为产权的问题。这些是国有企业，政府跟企业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国有企业亏了本以后政府有补贴，当时的看法要消除补贴的方式就是切断父子关系私有化，亏本属于它自己。但是当你把这些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私有化以后，国防的比较优势并没有改变。可以看看到底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国有常常会跟国家讲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活不了国防安全不行。政府也不清楚不给保护补贴是不是能活，只有给保护补贴。私有老板不会有国家补贴，但会以同样理论跟国家要补贴，他会跟政府官员讲你给我的补贴又不是你的钱，你给我的补贴是人民的钱，为什么不多给我一些，多给我一些以后在瑞士和巴拿马开一个账户，所以他寻租的积极性还更高。

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苏联东欧国家有大量实证研究认为政府在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很多，双轨渐进现在看来是最有效的。“老人老办法”就是继续维持给它转型期的补贴，维持稳定，然后还是国有的，国家对它还有一定的威慑力量，所以它要腐败贪污不可以说避免，但是它不敢嚣张。“新人新办法”就是对符合优势产业的企业可以放开准入，开始时基础设施很差，我们没有能力全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就设立工业园、经济特区等等，在园区把基础设施完成。当时保留国有企业补贴时政府有很多干预扭曲，所以各种营商环境非常差，但是可以在这些经济区、工业园区里面一站式，效率提高，营商环境就很好，很快就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我们的竞争力优势。出口能够增加那么多，不仅有助于稳定跟快速发展，这样稳定跟快速发展也给予“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放开就会发展很快，资本积累就会很快，中国从资本相对短缺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原来不占比较优势产业就会成为我们的比较优势，企业就会增加自主能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当它符合比较优势，再给它保护补贴对企业来讲是好的。你给我保护补贴越多收益越高，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寻租腐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像新结构经济学中说的，在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外部性市场失灵的问题，所以政府要发挥好的积极有为作用。在座都是经济学家，都是希望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经济，但是我们同样是希望我们的研究不仅能够发展理论，还能够真正地来帮助我们改造世界，让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目标能够统一起来。这是一个时代给我们的机会。因为现在85%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转型理论方面一直沿用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这85%的人如果真的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走向繁荣，必须要有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用现有的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存在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如果不能同时解释为什么在这么多问题时还取得这么多成绩，就不能说发现了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都想推进国家社会发展，我们也想用我们的认识，不仅是推动中国的发展，也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且我相信来自于像中国这样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的理论，对其他国家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会有更大的借鉴参考价值。因为我们的条件、机会、挑战跟它们是比较接近的，我们的理论和经验对它们来讲也将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这也是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旨，他讲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在物质上面我们已经是受益者，因为现在的生活水平跟40年前比较起来应该讲是有着天壤之别，但对经济学家来讲这40年又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我们能够潜下心来了解清楚我们这40年如何在存在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把这个道理解释清楚形成新的理论，这一方面将有助于对于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有更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为它们实现跟我们共同的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梦想提供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机会，盼望跟各位共同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

谢谢！

（本文为速记实录，未经演讲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