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提出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重要关键词：“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格局在过去的30年来未完全解决。

城市化，是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动力学。纵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城市圈内。为什么人们对拥挤、昂贵、空气质量糟糕、压力巨大的城市生活仍然趋之若鹜？周其仁提炼出城市的四大好处：需求聚集导致分工深化；人口集聚降低信息成本，节约基础设施投资；知识生产依赖多样化人才集聚；集聚还降低高度分工与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

那么，既然城市这么好，为什么不早一点走城市化道路？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率数据发现，中国的城市化率在南宋时达到顶峰，随后又逐渐下降。周其仁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权都在城市，城市也就因此成为改朝换代时遭受攻打和损失的中心所致。城市化不仅需要技术和产业的条件，同时也需要制度的条件才能畅行无碍。

然而，人口及经济资源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在释放活力的同时，也带来摩擦、产生阻力，刺激城市和城市居民的反弹，带来就业机会、环境承载力等多方面的挑战。周其仁表示，应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中借鉴经验。

“我们的城市太高大上，太辽阔，太新，太单一。”周其仁指出，中国的城市在蔓延，出现“城城开花”的现象，导致土地利用率不足、过多奢华而无用的建设等多种问题。他曾用脚步丈量城市，测出安徽某条街道街宽100步。“城市文明应该是占地少的，是聚集在一起的，而不是比赛‘摊大’。”紧凑正当时，周其仁提出问题，“能不能先建设好一个地方再扩展，先把一个杯子装满再溢出效应？”

周其仁小结，城市化上一程，应当以扩城造城、城市蔓延为特征；城市化下一程，或以紧凑来对冲，集聚为先、人气为王、便利为重，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更积极活泼的都市文明。为此，转观念、转策略，更多利用市场机制，更大限度地发挥各类“城市事业家”主动有为的创新作用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