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收益在经济主体以及地区间的分配状态不但关系社会公平、更关系发展的持续性。本文构建了环境红利在经济主体和地区间分配格局的测度模型，以便为环境补偿定价提供依据。结果表明：企业是环境红利的最大摄取者，比例高达41%。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享受了更多的环境红利，其比例分别为21%和19%。政府分配比例在分税制改革后由14%上升至19%。但是政府比例的上升并非来自企业，而是来自农村居民分配比例的下降。地区间污染成本的转嫁并非一般认为的自东向西跨越，而是由近及远渐进式的，东中部地区始终承受着比西部高得多的环境成本。所以，在中央地方的税收分成中，引入各地区环境成本的权重，有助于提高税收安排的合理性。而征收价外的环境税则是遏制企业环境滥用冲动的有效手段。

杨继生与徐娟合作，针对环境收益分配归属不清晰以及分配形式不明确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该方案解决了环境红利不可观测的问题，测度了环境红利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比例，揭示了环境红利分配的不公平性，而且衡量了地区间的环境成本转移比例。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研究表明，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一方面可以增收环境税，而且是价外税，另一方面应该改变现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比例一致的做法，给污染成本承受较高的地区更多的分配比例，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该研究工作同时得到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及交叉研究专项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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