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上午，游艇会线路检测中心举行纪念林少宫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林少宫文集》首发仪式。《林少宫文集》主要梳理了林少宫先生学术生涯中在数理统计、正交实验设计、数量经济、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遴选林少宫先生的部分著作和论文出版成集，旨在梳理林少宫先生学术生涯的成果，为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学生指明方向。

《林少宫文集》的序由林少宫先生1980级硕士田国强（现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所作，全文如下：

林少宫教授是我最敬爱和最敬重的恩师！老师和我虽说是师生关系，但情若父子、亦师亦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老师在德和学方面的培育和潜移默化的身教，就没有今天作为经济学家的我。多年前，我曾先后撰写《感念师恩——记我的导师林少宫教授》（2007）和《悼吾师林少宫教授》（2009）两篇文章追忆老师。2019年适逢恩师逝世十周年，母校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科）经济学院有心启动了《林少宫文集》的编辑，收录了包括老师的博士论文在内的许多珍贵文献，其中一些未在国内出版过，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文集于2022年——恩师诞辰100周年暨华科建校70周年正式出版，令我十分欣慰和感动！华科经济学院院长张建华教授和恩师的长子林子美先生嘱我为文集作序，我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与老师相识是在1979年，那年我报考了他的研究生而结下师生情缘。自那时起，我就一直与老师保持了长达30年的非常密切的联系，直至他2009年87岁高寿离世。我1983年出国留学、从教之后，我们之间还经常通信，直到更为方便的打电话、发电邮时才停止写信，至今我保存着老师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件。在1988年2月11日给我的一封信中，老师情真意切地说：“在国内要创办一些专业，还是困难多端，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如今“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这句话，已经被镌刻在华科经济学院大楼内老师的雕像上，也被放在这本文集的扉页上。我想，这句话既是老师对我的期许，也是他本人的自勉，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

老师1922年出生，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47年赴美留学，但他保持着对中国发展的密切关注，次年就用英文撰写发表了“A Brief Review of Chinese Labor and Its Movement”，对中国的劳工及其运动向国外做了介绍。老师先后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也正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与在该校任职的赫维茨（Leo Hurwicz）教授也是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相识相知。赫维茨在2008年给老师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对林老师对经济理论认知的敏锐性印象深刻。在那里，老师也结识了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他将留学时期的老师描述为“从中国到来不久的一位精明而求职心切的学生”“一名很好的学生”，认为与老师“有着许多共同的有趣经验”。

1952年，老师从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题为“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in the Valuation of Real National Income”。我首次接触到老师的博士论文时，让我惊讶的是以数理统计研究著称的他，博士论文竟然是关于经济理论的，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工具和当时的最前沿经济理论。从个人偏好出发来分析总和（aggregation）的社会福利变化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研究，直至现在也依然是经济学中的难题。老师博士论文中这种融数学分析于经济分析的方法在“二战”之后的现代经济学中才真正开始兴起和迅速发展。同时，他紧跟当时的学术前沿，在老师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引用了大量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顶尖期刊的最新论文，其中不乏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克莱因、库兹涅茨、里昂惕夫等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包括凯恩斯、庇古、费雪、霍特林等经济学名家的大作。难怪老师得到了经济学大师霍特林的欣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戴顿大学任教期间就被霍特林力邀到所任教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atChapelHill）去工作，但老师毅然选择了回国。我不禁感叹，如果当时老师继续留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话，也许他的学术生涯会另有一番新的天地。

1953年，老师受聘到美国俄亥俄州的戴顿大学任教，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也许是巧合，这些课程与熊彼特所言的科学的经济分析三要素——统计、理论和经济史几乎完全一致。的确，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的结合是确保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的关键。阅读本文集中老师的论文，包括1954年回国之后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述“三维六性”的良好学术呈现，以及一种中西汇通、比较的治学方法。也正是这种训练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得老师在20世纪70年代末能够很快地重拾学术研究，并迅速与国际学术研究前沿接轨，和国外学者交流，让我们这些学生无论是学习和还是出国深造都受益。老师的开放国际学术视野为我们这些学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学学习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我、徐滇庆、方振民、孙兆伦、艾春荣、宋敏、谭国富等是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的两届学生，他就要求我们研读经济学领域非常前沿的文献和当时最流行的教科书和前沿专著，如Akira Takayama的著作Mathematical Economics，Franklin Fisher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John S. Chipman的关于总和问题的文章。而在我出国之前，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学习了老师从国外访学带回的前面所提及的Franklin Fisher教授的专著后而撰写的，完成之后我将硕士论文寄给了该书作者也是Econometrica主编的Franklin Fisher教授，获得了他的好评，并收到了长达三页的评论，这使我对做研究的信心大增，对我后来赴美留学深造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个以理工见长的高校，华科能够孕育培养出一大批在国际学术舞台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得益于林少宫、张培刚等具有世界眼光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也得益于当代真正的教育家和改革者朱九思老校长。

老师对朱九思老校长非常推崇，而九思老校长对老师的贡献也念兹在兹。在2004年的一次大会上，九思老校长曾提及：20世纪70年代末华科做了两件全国第一的改革工作：一件是将原来单一的工科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变；另一件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数量经济学专业。老师正是这个专业的旗帜！他一生出版10余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译著，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贡献。他曾提及，要解决数量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根本办法还在于教育。我是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我们要教会年轻一代切勿脱离中国经济的实际，用你在微、宏观经济学中学到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你所研究问题的模型，然后寻找最先进的计量方法去计算。”可谓一语中的！

从2004年以来，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进行的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得益于老师和朱九思老校长给我的引路、启发。尤其是老师之于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及在中国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其实不仅在上述这些方面，在理论的实际应用方面老师也做出了积极贡献，仅他所倡导的正交试验设计一项的研究和推广就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自20世纪70年代起，老师研究和推广应用正交设计成果（本文集也收录了其中2篇论文），编制了“正交实验极差临界值系数表”，大大简化了正交试验的分析和计算工作，加速了在我国工农业生产试验中的广泛应用，在1994年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评估为创造了30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

古语讲，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老师在立德做人、立功做事、立言做学问这三个方面都堪称表率。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它的出版可以让我们有机会一睹老师的学问之道与学术脉络，领略老师的理论贡献与学术创见。

是为序！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2019年9月24日

修改于2022年6月15日